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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以外，‘氣墊’不同其他的人坐在一起。除了他需要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待在他的周圍。你甚至於連話都不能跟這個傢伙說。要跟他說話，你得透過比你地位高的或者是能同他說話的人才行。旅館裡除了那幾個人以外，他不想任何人進去，就是這樣。”

“啊，照你這麼說我們就不進去了。”

“多尼，這個傢伙多麼卑鄙，你不知道啊，”勒菲蒂悄悄地繼續說，“‘氣墊’這混帳真不是東西，是個暴君。我只能跟你說到這兒，不用再往下說了。許多人恨他。大家覺得，他只顧自己，只顧自己一個人賺錢。他接近的就那麼幾個人。主要是拉鍊行動的那些人，像凱撒以及你看到的多依蘭俱樂部周圍一些人。那幫傢伙老跟他在一起。他把這些人從西西里弄過來，利用他們幹各式各樣的事，搞那些毒品買賣。那幫傢伙跟他一樣卑鄙。拉鍊行動那幫人不能信賴，除了那個老傢伙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他們。老傢伙相信他們，那是因為是他把他們帶到了這兒來，他能控制他們。其他人都得和他們隔得遠遠的。許多人都巴不得看到他遭了殃才好。因此這才要我們到這兒來。”

這樣的情況有好幾次。我和勒菲蒂到沙沙貝拉這兒來，在外面站崗放哨，好讓卡明·甘蘭特在裡面開會。勒菲蒂在人行道上，心裡很緊張。除我以外，他和其他的保衛人員襯衣裡的腰帶上都帶著槍。他注視來往的行人和車輛，注視街對面的視窗。

我也不是滋味。身為聯邦調查局特工，由於被這幫黨徒所信賴，站在桑樹街的人行道上，擔驚受怕，還要為布拿諾家族的落魄喪魂的老闆站崗放哨呢。

每隔幾天，我就給聯絡特工打個電話。紐約辦事處裡專門安置了一部電話，專撥給我作聯絡之用。接話的是我的聯絡特工。我向他報告目前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情況。有時候，為了配合其他行動，他要我瞭解一下這家或那傢俱樂部的情況，有些什麼人，討論了什麼事。如果我需要查詢什麼，比如問姓名或某個黨徒的情況，他就認真為我辦理。我向他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情報，或者以後對作證可能有用的情報，他都列印下來，歸入我們稱為的“302”檔案。有時候，聯絡特工還帶幾份報告來讓我簽字。

根據我的情況，我每個月有一兩次和聯絡特工見見面，取我的生活費和活動費。我們見面時間很短暫，只不過幾分鐘時間。我們常常見面的地方是在博物館——像第五大道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和都市博物館。我們只是在那裡隨便瀏覽一下，看看展品，他悄悄把錢遞給了我。有時候我們在中央公園，同坐在一條凳子上。有時候在咖啡館相會。

這時候已接近1977年的年底，我幹隱蔽工作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聯邦調查局打算要停止“太陽蘋果”計劃中在佛羅里達的“太陽”那一部分工作，這完全是因為喬·弗茨至今尚未能深入下去，未能取得一點收效。

我的督學員有時候問我，如果我再幹一段時期怎麼樣。我感覺很好，還想繼續幹。

有新的情況需要考慮。現在我和勒菲蒂及布拿諾家族成員相處得很好，在他們中間已經有了紮實的基礎。聯邦調查局在這一帶開展了其他一些隱蔽工作。我可以以我作為黨徒的新的身份為有些隱蔽特工建立信任感，我可以出來為其他一些特工作出擔保，證明他們是“像樣的”黨徒，而其他行動打擊目標中的黨徒可以問我來查核，因為我是勒菲蒂在紐約的朋友。

如果我不以紐約市為工作基地，不是在勒菲蒂的鼻子底下天天在一起廝混，那我就容易多了。如果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而繼續保持和勒菲蒂的夥伴關係，那我和其他隱蔽特工行動的聯絡就方便得多，因為我出城無需要得到勒菲蒂的允許，也無需每一步行動都得向他報告，受他的盤問。而且我還可以設想，把勒菲蒂帶進其他的隱蔽行動之中，帶他引見，希望他有可能闖進去，與布拿諾家族成員建立聯絡，組織非法的陰謀集團。

我還可以經常回到紐約，一次待兩三個星期，增加我和勒菲蒂的聯絡，保持夥伴關係。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我的家庭。關於家庭的保護問題我先前考慮得不多。我大概每隔10天或兩個星期可以回到新澤西的家裡，待上一個夜晚。我始終小心謹慎，掩飾自己的行蹤。但是，到了1977年的秋天，我漸漸有所考慮：如果我打入黑手黨裡面逐步深入下去，我的家最終還得要搬走。因為萬一出了一點兒差錯對我的家就會是一場災難。我知道有警察在保護我，因為我時刻有他們在跟蹤。有三四次，顯然並沒有什麼理由，他們卻把我叫住，對我進行搜查。如果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