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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一個朋友要去參加地方警察部門的一次考試，還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說，我想把大學的最後一年讀完。可他說什麼也要叫我去應試。結果在筆試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實際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對警察隊長說，我想在警察部門工作，但是我在大學還有一個學期，我想讀完，好拿到文憑。我問他可不可以約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學畢業。他說，他認為這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到了簽約的時候，他對我說，他不能保證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門的工作，把大學讀完。

我獲得了大學文憑，在一所中學裡教了一段時間的社會學。我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自己就有了兩個孩子。

我有個朋友在海軍情報局工作。該情報局要僱傭平民作一些調查工作。一方面調查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基地設施的犯罪活動，另一方面也調查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人員在地方範圍的犯罪活動。調查涉及的型別很廣：同性戀、賭場、盜竊、吸毒以及像從事破壞而危及國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軍情報局特工經常和聯邦調查局特工緊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腦海裡，我總是在想著當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但必須要有3年的實施法律的工作經驗，還要有大學文憑，你才能當得上。

我對海軍情報局很感興趣，因為你只需要有大學文憑就行。我透過了一些必要的考試，就當上了海軍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那時候，我已經有了三個女兒。

我主要工作在費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當的調查。有些工作還作了分類。我的任務是調查吸毒、盜竊這一類的案件，也幹一些破壞案件中的情報工作。我審案件，在軍事法庭上提供證詞。

我在那裡的工作滿足了聯邦調查局關於具備實施法律經驗的要求。我透過了筆試、口試以及體力測試，於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亞州匡迪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裡待了14個星期，學習法律、學習在聯邦調查局管轄範圍內的違法情況，學習接待人員、實施各種調查的常規程式和技術。我接受各種訓練：自身防衛的技術，追車和逮捕的正常程式和技術，局裡使用的各種型別輕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軍情報局裡，我喜歡街頭工作，處理刑事案件，並不喜歡搞情報調查。到了聯邦調查局以後，我還是想幹街頭工作。任何人不論什麼情況都得從這兒幹起。

我被分派到佛羅里達州的東北部城市傑克遜維爾，執行日常公務。

我在那裡工作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作為一名特工所面臨的嚴峻局面。我們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個從喬治亞州監獄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綁架罪，還打死了兩個人。他越過州界線逃到了佛羅里達。我的同事還從一個知情者那裡獲悉，這個逃犯正要到達這一帶，此刻正駕著車，準備作案。

我們佈置了幾輛車在這一地帶設防，盯著他駕車而過，立即尾隨，乘他在作案地點下手時就開車過去。可是，車子行駛了幾英里以後，他拐了彎，上了公路以後就開到邊道上，想擺脫我們。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我的同事在駕車，朝那輛車邊開過去，迫使對方在路邊停下來。逃犯的車子正好停在右邊，也就是靠我這一邊，我的車門和他的駕駛室門正好相對。

我和逃犯同時跳下了車，彼此面面相對，相隔大約5英尺。他在掏槍。我初次上陣，沒有經驗，還沒有掏槍。那傢伙把槍對準了我，扣動扳機。“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兩次都沒有發火，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一切都是在幾秒鐘之內發生的。逃犯放下了槍，拔腿就跑，我立即追過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車，在後面邊跑邊叫：“對他開槍！”

在動用武器上，我們有嚴格的防衛界限。開槍警告都不允許，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能開槍。開槍就要打死人。不過我還不打算朝那個傢伙開槍。我心裡火冒冒的，讓他白白地對我開了槍。幹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說不出的苦。不過，我抓住了他，用手銬在他頭上狠狠砸了幾下，然後銬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來。他說：“你究竟為什麼不開槍？”

“這事兒真是有點不稱心。”我說。那傢伙把我嚇了個半死，與其說我惱怒他，倒不如說是氣我自己，因為我在跳下車的時候沒有帶槍。不過，在那逃犯當時驚慌中晃動槍之前，說什麼也沒有理由要對他開槍。

在傑克遜維爾，我擔當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