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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俄國軍費７８００餘萬兩，因而要求入城，每日在城內、城外各收地租１萬兩，另每日收貨稅１萬兩，合計每月收銀９０萬兩；英國又因鎮壓印度土著士兵起義，財用耗盡，軍餉都發不出來了；三是額爾金在鎮壓士兵起義之中被打得大敗，陸路奔逃，被士兵追擊到海邊，適遇法國軍艦經過，連開數炮，嚇退了亂兵，額爾金倖免於難；四、法國國王在葛羅臨行時指示，中英交戰，法國“只在守約通和，不準助勢附敵”。�

所有這些，都是子虛烏有之事。真不知葉名琛是從哪裡弄來這些情報的，或許他的探子都是送假情報的雙重間諜？憑藉著這些情報，葉名琛氣壯如牛，竟然認為額爾金的最後通牒是英方技窮之後的“求和”行動！其目的是想訛一些銀子，就如１８４１年廣州被圍時靖逆將軍奕山付給贖城費６００萬兩一樣。他還認為葛羅發出照會是受英方慫恿所致，並非出自本心，受到美國的揶揄已自生慚恧。因此，葉名琛於１２月１４日復照額爾金、葛羅，拒絕了英法的要求。１０天的期限過去了，英、法並未進攻。又過了兩天，１２月２４日，中方才收到英、法的照會，聲稱已將事務移交給軍方。同日，英法海陸軍總司令亦發出照會，限兩天內廣州清軍退出９０裡之外，葉名琛仍復照拒絕。兩天的期限又過去了，英、法仍未攻城。葉以為英、法不過是虛辭恫嚇而已，此外他相信扶乩，這兩天的讖語無不大吉大利。現實和天意都預示著，最難過的一段日子就要過去了。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即收到額爾金最後通牒的第１５天，葉名琛興致勃勃地給咸豐帝上了一道長達七千餘字的奏摺，聲稱“英夷現已求和，計日準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惡盈貫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餘”，將英方的歷次要求“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這一份奏摺整整在路上走了２１天。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７日，咸豐帝收到此折，心中懸慮甚久的中英爭端，竟能得到如此圓滿的結局，葉名琛不負朕望，不辱君命。當日發出的諭旨更是不乏堅定的信心：　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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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外患又來了（6）

咸豐帝完全在重複葉名琛的話，完全受了葉名琛的矇蔽。如果他知道此折在路上的２１天內廣州城發生了什麼，即使他殺了葉名琛都不會解恨。在咸豐朝，臣子們哄騙皇帝司空見慣，不是什麼新鮮事。局勢那麼壞，君上的要求又那麼高，若不行欺瞞延宕之術，哪一位官員都不可能混下去。葉名琛主持對外事務，許多事情我行我素，不請示不彙報。“亞羅號”事件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中英已經開戰，他僅上了六篇奏摺，可謂少得不能再少。而且他完全顛倒了廣州的戰況，明明是一敗塗地，竟被他說成是屢挫敵焰。葉名琛並不能一手遮天。咸豐帝若勤於政務，早就能發現破綻。曾在鴉片戰爭中彈劾琦善私許香港而名噪一時的怡良，此時在兩江總督任上。他透過上海這一視窗，瞭解了廣州戰況。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他上一折，因見葉名琛為咸豐帝所寵信，不敢明言直陳，只是婉言透洩。咸豐帝對此全然不信，稱此為“英夷造言聳聽”，下旨讓怡良“勿為所惑”。�當然咸豐帝也作過一些調查。曾在１８５６年秋外放廣東鄉試正、副考官的鴻臚寺卿王發桂，掌陝西監察御史張興江，“亞羅號”事件時正在廣州。他們的奏摺對戰況的描述相對真實一些，但在基調上卻肯定了“該夷始有卻志，民心亦漸次安定”�。進京覲見返粵的廣東巡撫柏貴也於１８５７年８月有一折，但與葉名琛同出一調。�

官官相護本是官場上的規矩，咸豐朝尤其如此。這兩份偽詞也使咸豐帝誤入歧途。與當時絕大多數官員粉飾作偽還有所不同，葉名琛謊報的僅僅是戰況，而對局勢的未來發展，卻是出自內心的判斷。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處理危機，又為何用這些微小敗仗去幹擾聖聽！他早就看出咸豐帝是左右搖擺並無定見的主子，一旦報告真相，很有可能被撤職。新派大臣主持其事，很有可能對外示弱，局勢豈不變得更糟？再說，轟破了城牆，損失了幾條戰船，傷及了幾名士兵，又有什麼了不起？當年十萬紅兵圍攻廣州，局勢比這嚴重多了，自己不也硬挺過來了嗎？按照傳統道德，葉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諳傳統道德精義的葉名琛卻認為，他胸懷著另一種忠誠。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葉名琛敢於作偽，不僅是一種自信，而且也因看出咸豐帝的心思。在廣州城陷時，他終於說了一句心中的真話，“有人勸我具疏請罪，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