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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清楚,別當那什麼共產,什麼主義,都是好玩的東西,看見它就像看見了蜜糖似的。——說不定什麼時候惹來殺身之禍!”這場談話,就算得了這樣的結果。
過不幾天,到了四月下旬,周榕和陳文娣就從上海回來了。他們一到家,都回到三家巷去。周榕回周家,陳文娣回陳家。白天,周榕還是到罷工委員會去工作,學校來請他回去教書,他只推不得閒,仍然請人代課;陳文娣還是回興華商行當她的會計。晚上,有時兩個人逛逛街,看看電影,有時就不回家,到旅館去開開房間。對於結婚,請客,以後怎麼辦等等問題,兩家都絕口不提。親戚朋友的、社會上的輿論都來了。大家認為這是“新樣”,推測共產黨結婚,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老年人看見他們,只是不冷不熱地打個招呼,背過臉去就笑。或者等他們走遠了,就感慨萬端地說:“什麼?如今民國了,革命了,什麼都不對版了!”年輕人用驚奇和羨慕的眼光望著他們,老是追問他們上海如何,杭州又怎樣,對他們有些尊敬,又有些害怕。聽各種流言飛語聽得太多,陳文雄覺著面子實在下不去,就有點忍耐不住了。有一天早上,他拖了周榕到“玉醪春”茶室去喝早茶,準備把他父親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好好解決一下。他們跑上樓去,找了一個最好的房座,泡了一盅上好的白毛壽眉茶,一盅精製的蟹爪水仙茶,叫了許多的蝦餃、粉果、玫瑰酥、雞蛋盞之類的美點,一面吃,一面談。陳文雄繞了許多彎子,才談到正題上,說:“你們的純潔和勇氣,按‘五四’精神來說,是綽綽有餘的了。可是你們有沒有想到組織家庭的問題呢?你們準備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周榕沒有立刻回答。陳文雄掏出一個美國製造的金屬香菸盒子,抽出一支特別為客人準備的“三炮臺”香菸,遞了給他。周榕吸著煙,把房間四周那些鑲嵌藍色字畫的磨砂玻璃隔扇屏門看了又看,才慢吞吞地回答道:“是呀,還沒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想起來,重要的是愛情本身,不是社會上的承認,或者不承認。你說是麼?”陳文雄說:“是倒是。這一點我能夠理解。可是與其弄得社會上一般人哇哇叫,倒不如將就著點兒更好。”周榕說:“是嘍,是嘍。我承認你這種觀點。我們的舉動是魯莽了一些。”說到這裡,他們就無話可說了。正沉悶著,忽然有一個青年男子推開門走了進來,一面走,一面大聲說:“我當你們躲到哪裡去,原來在這裡!好呀,喝茶都不打個招呼呀!”原來是何守仁,開茶坐下之後,又添了許多點心,話頭也就跟著轉到別的方面去了。何守仁興高采烈地開頭道:“老周,你知道麼?世界變了!”陳文雄陰沉地微笑著。周榕老老實實地說:“我不知道。倒是怎麼個變法?”何守仁說:“變化太大了。共產黨飛揚跋扈的時代過去了。人家把他趕下了指揮台。他以後如果想投身國民革命之中,他就得乖乖地聽別人指揮。就是這麼一回事!”周榕做人,一向和氣,這時也按捺不住,就挖苦他一句道:“按那麼說,看來該輪著國家主義派上臺指揮了。”何守仁冷笑一聲道:“那也不一定,共產黨下臺是無可挽回的了。紅腫得太厲害了,就該收斂一下。這也是天理人情。除非他退出國民革命,否則他就得去其私心,聽從指揮。”陳文雄插進一句道:“老何講的話,不是全沒道理的,這是目下大家都在議論的事情。”周榕感到勢孤,就說:“這我也知道一點。可是不管怎麼說,政治上誰對,誰就是指揮;誰不對,誰就得聽指揮。這不是很公道的麼?”他說完,拿眼睛望著陳文雄,好像向他求援。陳文雄也有他的風度。他只是笑笑地不做聲。何守仁把桌面上的點心通通吃光之後,又喝了一口茶,才說:“這樣看,還不準確。應該是誰指揮,誰就對;誰聽指揮,誰就不對!至於共產黨跟國民黨的政見,哪個對,哪個不對;甚至托洛斯基派和斯大林派也好,西山會議派和東山會議派也好,他們的政見,誰對、誰不對,我都抱著超然主義。”陳文雄是第一講求效率的。他看見這樣盡倒纏沒有味道,就看了一看手錶,推說有事,起身會賬。
陳文雄也是真有事兒。他從玉醪春出來,坐著人力車,到處跑,差不多跑遍了整個廣州城。看看快到十一點鐘,他又坐著人力車趕到省港罷工委員會東區第十飯堂。這座飯堂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敞廳,能擺八九十張方桌子,每頓飯分三批,能容兩千多人吃飯。它的前身本是一間茶居,後來因為債務糾葛,被法院封閉了,又由罷工委員會出面借來使用的。這裡除了大廳之外,還有兩三個工人住房。罷工委員會的蘇兆徵委員長,也經常來這裡吃飯。飯前飯後,他有時也約了一些人到那工人住房裡談話,瞭解情況。約莫到十一點半鐘,陳文雄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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