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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共收兩萬餘，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經再度封鎖又回漲，很快升至一千萬。故在封鎖鬥爭中，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則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

（二）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軍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歲的宋佔林老人，離休前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

老人說：

1948年春節前後，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中農也跑，大車、爬犁絡繹不絕。國民黨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流血鬥爭”，都害怕。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住房緊張，煤柴緊張，穀草最貴，一斤穀草換幾斤大豆。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餅、大豆燒火做飯。我家也是，鍋上鍋下都是糧食。天化時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黃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難民殺馬，烤馬肉吃，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最先餓死的不少是難民，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

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個妯娌，三個孩子。

我們兄弟身強力壯，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銅匠，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就這樣，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親叫流彈打死了，孩子全餓死了。

朝陽區東朝陽路9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

那時，我家住在老虎公園（今動植物園）北門。一家8口，父母和6個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歲。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原來就病厭厭的，最先餓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經摺騰，女人抗勁兒。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爹媽常說：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們7月中旬斷糧，吃野菜、樹皮。先扒榆樹皮，扒掉老皮要裡面那層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來甚麼樹都扒，老皮也吃。長春樹多，夏天馬路上不見陽光，都是蔭涼。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個二姨叔叔，在“60熊”一個特務連做飯。偽滿時，爹媽賣只200多斤渚，給他娶的媳婦。媽說：3年大旱餓不死廚子，你去看看能幫點不。進屋就見鍋裡煮著大米飯，二嬸拿鍋蓋就蓋上了。二叔說：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頭都拱進鍋裡，一想到爹媽和弟妹，就說給兩碗我拿家去吧。二嬸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說我們今晚就揭不開鍋了，還給你拿家去？我媽哭著說：這年頭沒親戚啦！

我家房後有塊地，頭年種點穀子，吃了些，裝了三枕頭。藏著掖著，尋思不到快餓死時不能動。鄰居有兩個姑娘和國民黨不正經，不知怎麼叫她們知道了，來幾個“60熊”，硬給搶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說：這是命，遇上小人了！

說到頭，還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換。

老虎公園是個空投點，飛機一來就掉糧袋。盡是大米，南方大米，東北人叫“線米”，飛機一響，國民黨就戒嚴。看不住。老百姓早準備好了，哪兒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麼準，老百姓搶，國民黨就開槍。開槍也搶，用小刀劃開袋子，摟些就跑。有的見到糧食就往嘴裡抓，甚麼部不顧了，也忘了，槍打刀扎，就那麼抱著糧袋不放，槍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們家人祖祖輩輩都膽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沒甚麼膽小膽大的了。媽甚麼也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