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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立煌的既定方針是個“守”字。

古人說“守有十全”，“糧草足”為“十全”之首。而瀋陽的馬路和兵工廠是不長莊稼的，只有出去搶。

《遼瀋戰役親歷記》，這樣描述衛立煌的”搶奪小麥之戰”：

衛立煌命令東北政務委員會及遼寧省政府宣佈重價購糧，但毫無結果，於是又召集軍長以上開會研究如何搶購糧食問題。當即決定各部隊自行向當地徵購，並規定十分之二的提獎辦法，以鼓勵各部隊積極徵購。誰知糧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難，徵購不易，開始各部隊向民間強迫徵購，後來發展到搶奪，不顧人民死活，造成雞犬不寧，人民大批向外逃難，十室九空，厥狀甚慘。⒀。

廖耀湘兵團西進途中，糧食問題是這樣解決的：

“兵團行動期間，應就地徵收糧秣，即掠奪糧食，以空出來的噸位，增運彈藥。”⒁。

“新一軍在彰武臺門附近大肆槍掠各個糧棧的糧食，並爭先恐後的用汽車、大車運住新民和瀋陽，在市場上高價出售，以肥私囊。”⒂。

殺民養軍

共產黨闖到關東初期，“對人民強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邊幣，造成物價飛漲，商店關門，糧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糧外，其餘到一處吃一處……”

1948年5月10日，東北軍區後勤黨委會出版的《目前後勤運輸狀況任務組織和運輸的統一與使用》”中，有這樣幾段著：

“部隊高度集中，物資供應就是問題了，糧食吃光了，部隊先是吃地主富農的，後來就吃中農的，最後無法只有吃貧僱農的了。吃豬也是如此，先吃大豬，大豬吃完吃中豬，最後吃小豬，、馬是先吃馬草，殼草，殼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頭。”

“人民負擔佔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農民收的糧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給了公家，另外還要購糧，佔農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戰時期在蘇北最多的負擔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農百分之十五，中農才百分之十，貧僱農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轉發“林羅譚”關於東北野戰軍政工會議情況的報告”中說：

因城市在我圍困時群眾受敵統治無家無食，一旦被我攻佔後，即需救濟，否則不能過活，鞍山被我攻佔之第二日即發生兩家貪民實行全家自殺慘劇，故攻佔城市在目前對我負擔很大。

同年8月21日，熱河“分局軍區”在給“林羅劉譚並中央”的一封電報”中說：

（一）我們要求二十五個團再減少一半，原因是：

A，擴新到冀東，黨與群眾隊伍非常混亂，大批逃兵回家，還有少數份子勾結地富和被撤掉的壞幹部上山當土匪。隊伍未整頓前，擴軍只有強迫命令，使黨與群眾更加對立，造成嚴重後果，冀熱察基本人口七十多萬，新解放區四十多萬，老區已擴軍及地幹共六萬多人（抗戰時死亡在外），有些區村已無幾個青壯年。政權幹部為婦女擔任，熱河四百三十萬人口，十八歲到四十歲青壯年約八十萬。“八·一五”到現在參軍約廿萬人，村以上地幹脫離生產者，約四萬人，土改中殺掉五千人，鼠疫傷寒飢餓死掉約四千。當土匪者被殺者約二千，國民黨抓去若干菸民青壯年約廿萬，如果再大量擴兵，則無法維持生產與戰勤，爾後主力補充亦無辦法。

B，養不活（現冀察熱遼區負擔人口只一千萬），冀東三百九十萬，熱河四百二十萬，冀察熱一百二十萬，各區游擊區約二百萬，現在脫離生產人數包括揚羅兵團（揚德志、羅瑞卿乒團——筆者）在內，已達四十一萬，如再擴兵三十五個團，則為四十七萬，無論如何養不活，現在人民已處在異常悲慘的狀態中。

從城市到鄉村，從“敵佔區”到“解放區”，內戰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呀！

1912年（民國元年）至1949年，37年間中國人口增加1。4億。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長1億。

難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戰爭？

海兩岸

“日本鬼子”，“美國鬼子”，“越南鬼子”，中國人習慣稱敵對的外國人為“鬼子”，對於同為炎黃子孫的對手，講究“正統”的中國人，最通用的是一個“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蔣匪”，“杜匪聿明”，“衛匪立煌”，“博匪作義”，等等，等等。當北平有和平解決跡象了，“傅匪作義”就變成“博作義將軍”。而近40年後，臺灣當局仍稱大陸為“匪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