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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呢？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就佔有和統治土地的人，這些殘忍而又高雅的生活在中國式天堂裡的人，憑藉世襲的特權，完全佔據了權力、道德和法律的優勢。執行這些法規法令，就意味著失去他們的優勢和天堂。這是比挖祖墳更令他們難以容忍的。而這些人，正是國民黨政府統治農村，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觸犯了這些人，國民黨的根基也就動搖了。

一種先天性絕症。

中國曆代統治階級的字典裡，都找不到“民主”兩個字。但它們誰也沒說自己“專制”、“獨裁”，是人民的敵人。別說“正牌”的國民黨，連一撥又一撥唿哨來去的“鬍子”，不也打著“殺富濟貧”、“保衛鄉土”的旗號嗎？大老遠跑來殺人放人的東洋鬼於，不也說是“建設王道樂土”嗎？人們已經聽得大多了，人們不要聽了，而要看做。人們看到的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是誰來了後他們碗裡的飯多了，少了，乾了，稀了，是家徒四壁的牆上，能不能比去年多一張《年年有餘》。

所到之處，曾像蝗蟲一樣吃光燒盡，現在，共產黨人要把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傾心向往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寫在中國農尺世世代代夢寐以求計程車地上。

東北局和各級黨政機關大精簡，各抽出三分二幹部，共1萬2千人，下鄉搞土改。

經過清算、分地鬥爭，1947年初，各地有400萬農民獲得了約3160畝土地，分得牲口44萬多匹，糧食1470萬擔，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一堆堆燃燒地契的烈焰，映照著一張張仇恨的臉和一雙雙仇恨燒得通紅的眼睛。千百年來被腦滿腸肥的人欺壓慣了的人們，那目光中有激動和興奮，也有疑慮和恐懼：真的就這樣了嗎？

直到把寫有“張老三”、“李老四”的界樁，“丁丁當當”地釘往了黑土地上，一些人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房無一間，地無一瓏，、力氣都不是自己的，就這麼幾天，就這麼幾把火，就這麼根木樁，這地就歸了我了？有人一夜去地裡轉幾遍，看看那界樁是不是還在，會不會變了字號。有人摟著那寫著自己姓名的界樁，就像摟著情人一樣，枕著黑土地睡著了。

農民有了土地，共產黨人有了家。

土改中出現過火行為。

一是侵犯中農利益，二是殺了些不該殺的人。

老人說，有的斬草除根，把一家老少全殺了。吃奶的孩子，扯腿一劈兩半。

造成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某些政策的不明確性（特別是在開始階段）。比如具體工作人員的政策水平，比如寧左勿右，越左越革命。而建國後“階級鬥爭”中的亂抓亂打亂殺，是不是也能從當年這種行為中找到某些影子？而到了需要共產黨員帶頭致富的那個時候（人而失去致富的本性，是否也為中外一絕），有些人則明確問道：真能讓富起來嗎？真富起夾了，會不會再來那麼一傢伙？

黑土地一些老人當時看得真切的，是最早起來革命的農會幹部中，有些人並不是純正的農民，而是流氓無產者。這種人敢想敢幹，甚麼都敢想敢幹。在這些人心目中，“共產共妻”是天底下最好的口號和理想，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將地主老財的錢財和小老婆共為己有，這等美事還能不甩開膀子大幹特幹嗎？

最根本的，這是千百年來那種原始、殘忍的血腥統治所致。被壓迫者一旦有了還手的機會，就會以同樣的暴力對待暴力，西方世界在反抗這種制度時，憤怒的農民也同樣是不在乎鮮血的。

革命本夾就不是慈悲的，有時也缺乏辨別力。

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軍區後勤黨委會出版”的《目前後勤運輸狀況任務組織和運輸力的統一與使用》*中，說：

“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而是縮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況雖不大清楚，但過去東北糧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幾百萬噸，高粱小米不但夠東北吃，而且還運到關裡去，徐州及連雲港以南很多糧食都是東北運去的。”

“去年我們的收成不好，先旱後澇，今年我們黨注意努力領導與組織生產，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話，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於東北過去地主富農佔很大數量，土改後大農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地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可能減產，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點毛病，打擊面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佔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之生產情緒可能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