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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疾病中。焦慮或者伴隨著各種症狀，或者單獨出現，表現為一次性發作或較持久的狀態，但都缺少外部危險方面的任何明顯根據。於是，我們向自己提出兩個問題：“人們在神經病焦慮中害怕的究竟是什麼？”“我們如何把這種焦慮與面對外部危險而感受到的現實焦慮聯絡起來？”

我們的研究並非徒勞無功，而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結論。

臨床經驗表明，焦慮性預期與性生活方面的利比多效益（ｅｃｏAｎｏｍｉｃｓ）具有經常性的聯絡。焦慮性神經病的最普通起因，就是興奮尚未達到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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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多興奮被喚起了，但卻未予滿足和加以利用，於是憂慮代之而起。我甚至認為有理由說，這種未予滿足的利比多直接轉變成了焦慮。幼兒身上頻繁出現的某些恐懼便證實了這種觀點。

這些恐懼中的許多是十分費解的。

但也有一些，例如對獨居的陌生人的畏懼，卻無疑可以給予解釋。

孤獨就如同一張陌生的面孔那樣，喚起了兒童對熟悉的母親的思念。他無力控制這種利比多興奮，也不能使它中止下來；他只能把這種興奮轉變為焦慮。所以，這種嬰兒的焦慮不應被認為是現實的型別，而應被認為是神經病的型別。

嬰兒的恐懼和焦慮性神經病中對焦慮的預期，為我們提供了神經病的焦慮產生的下述途徑的兩個例項：這種途徑就是利比多的直接轉化。

我們不久便會知道第二種產生途徑，不過它與第一種途徑並無實質性區別。

我們認為，導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經病的因素是壓抑過程。可是相信，現在能夠比過去更好地討論這個因素了，不過必須把受到壓抑的觀念（ｉｄｅａ）所發生的情況，與依附於這一觀念的利比多部分所發生的情況區分開來。觀念很容易受到壓抑，並被歪曲到難以辨認的程度。

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卻往往轉變成焦慮。不管這種情感的性質可能是什麼——攻擊性也好，愛情也好——情況都是如此。

這種情況與上述利比多變得無法利用的情況本質上沒有區別：它或者是由於嬰兒期自我的軟弱，如在兒童的恐懼中那樣；或者是由於性生活中的各種肉體作用，如在焦慮性神經病中那樣；或者是由於壓抑，如在歇斯底里中那樣。

由此可見，引起神經病焦慮的兩種途徑實際上是一致的。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到，焦慮的產生與症狀的形成之間有著一種極為重要的關係，即二者是互相體現和取代的。

例如，一個患廣場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的病人，很可能是由於在某條街上突然產生焦慮而開始患病的，以後每次當他再走進那條街道時，焦慮都會重現，於是他就形成了廣場恐怖症的症狀。症狀的形成可被認為是對患者自我活動的一種約束和限制，患者藉助這種限制來擺脫焦慮的發作。

如果我們在可能的條件下干預症狀——例如各種強迫性觀念（ｏｂｓｅｓｉｏｎｓ）——的形成，我們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況：只要我們阻止病人進行洗滌儀式，他就會陷入焦慮狀態。

這種焦慮使他難以容忍，因為他曾經藉助症狀避開過它。

所以焦慮的產生看來的確在先，而症狀的形成位於其後，症狀彷彿是為了避免焦慮的突然發作而產生的。神經病在兒童時期的最初表現是各種恐懼狀態，我們從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產生的焦慮怎樣被後來形成的症狀所取代。這一事實進一步證實了以上觀點。

所以我們，應該到這種相互關係中去尋找理解神經病焦慮的道路。

與此同時，我們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經病焦慮中人們害怕什麼的問題，併成功地證實了神經病焦慮與現實焦慮之間的區別——他所害怕的顯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兩種焦慮的區別在於：前者的危險來自內部而非外部，並且這種危險是意識不到的。

在各種恐懼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察到這種內部危險轉變為外部危險的方式，亦即神經病焦慮轉變為明顯的現實焦慮的方式。

為了簡化通常是極為複雜的事物，我們假定廣場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終是一些誘惑的情感，而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條街上時被相遇的人們所喚起的。

於是，他就在恐懼中產生某種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誘惑情感變成某種外部情形。

透過取代作用，他以為自己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

一個人當然能用逃跑的辦法從外部危險中解救自己，但逃離內部危險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