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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忍耐；她抱怨說她的丈夫不再愛她了，因為他一個星期沒打他了。註釋。〕⒇

⒇然而，最深刻的推測是從我在前面的註解中的論述開始的。

由於人類採用了直立的姿式並且嗅覺變得價值不大了，結果不僅他的肛門性慾，而且他的整個性慾都有淪為有機體壓抑的犧牲品的危險，由於這一原因，性功能就伴隨著一種不能做進一步解釋的牴觸，這種牴觸防礙了它的充分滿足，迫使其遠離性目標，進入昇華和利比多移置作用。我知道布洛勒（Ｂｌｅｕｌｅｒ）（１９１３）曾經指出存在著這樣一種對性生活的原始的牴觸態度。一切神經病患者，還有許多其他人，反對“我們是在尿與糞便間出生的”這一事實。生殖器使人感到氣味難聞，這使許多人無法忍受，並且破壞了他們的性茭。因此我們可能發現，與文明的發展共進的性抑制的最深的根源，是有機體為了保護人直立行走後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而對其早期動物式的生存的牴觸。

這一科學研究的結果奇怪地與早有耳聞的世俗的偏見巧合。然而，這些偏見目前仍不過是一些沒有經過科學證明的缺乏根據的可能性而已。我們也不應忘記，儘管嗅覺刺激作用的減弱是不容否定的，但對我們來說是不可忍受的生殖器的氣味，甚至在歐州的一些民族中被譽為性刺激物，並且拒絕清除它們（參看伊萬。布勞克（ＬｗａｎＢｌａｃｋ）從調查中收集到的一些關於性生活中嗅覺的民間傳說，它們發表於弗里德里希。Ｓ。克勞斯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ｐｈｙｔｅｉａ）的各卷中）。

第　五　章

精神分析的工作向我們表明，被稱為神經病的那些人所不能忍受的恰恰是這些性生活的抵抗。神經病患者在他的症狀中為自己創造了一些替代性的滿足，這些滿足不是本身造成他的痛苦，就是成為他的痛苦的來源，因為它們使他很難與周圍環境和他所屬的社會相處。

後一個現象是容易理解的，前者卻又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但是文明除了需要性滿足的犧牲外，還需要其他犧牲。

我們把文化發展的困難追尋到利比多的惰性和它不願放棄舊的位置而更換一個新的位置的傾向，這樣我們就把文化發展中的困難當作一般性的困難來對待了①。Xing愛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第三者只能是多餘的或是礙事的，而文明卻依賴於相當多的個人之間的關係；當我們從這一情形推論文明與性慾間的對立時，我們說的大都是一回事。

當愛的關係發展到高潮時，戀人們對外界就毫無興趣了。

對於一對戀人來說有他們自己就足夠了，甚至不需要共同生育孩子來使自己幸福。在其他情況下，愛神厄洛斯並沒有這

①〔對於弗洛伊德通常使用的“心理惰性”這一概念的評論，請參看編者對弗洛伊德的註解，１９１５年，標準版，第１４卷，第２７２頁。〕

樣明顯地表現出他的本性的核心，即他要使多結合為一的目的；但是當他以眾所周知的方法透過兩個人的戀愛達到這一目的時，他就拒絕再往前走了。

目前，我們完全可以想象這樣一個文化集體，它的成員是具有雙重性的個人，其利比多在他們自身中即獲得滿足，因此他們透過共同工作和共同利益的紐帶聯絡在一起。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明就不必再從性慾中吸取力量了。但是這種稱心如意的狀況並不存在，也從來沒有存在過。現實告訴我們，文明是不滿足於我們現在賦予集體的那些關係的。它的目標還在於把集體的成員用一種利比多的方法聯絡在一起，並且運用各種手段達到此目的。它贊成可以在集體成員間建立強烈的一致感的一切途徑；它在最大程度上喚起了目標被抑制的利比多以便藉助友誼關係加強集體紐帶。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對於性生活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不能理解迫使文明沿著這條途徑發展並且引起文明對性慾的對抗性的必要性是什麼。一定還有某種我們尚未發現的起干擾作用的事實。

我們稱作文明社會的理想要求之一可以作為一個線索。

這個要求就是“愛鄰猶愛己”（Ｔｈｏｕｓｈａｌｔｌｏｖｅ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ａｓｔｈｙｓｅｌｆ）。

這一要求是舉世皆知的，並且無疑比基督教還要悠久。基督教把它作為最驕傲的主張加以推崇。然而它當然並不十分為人們所熟悉；即使是在各個歷史時代它對人類仍然是陌生的。讓我們以一種天真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問題，就像我們是第一次聽到它一樣，於是我們將抑制不住地產生一種驚奇和困惑的情感。我們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