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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已經猜到了超我就是我們稱作良心的那種現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超我的正常發展——也就是說，取決於它失去足夠的人情味。神經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這一條件，因為他們的俄狄浦斯情結沒有經歷過正確的轉換歷程。

他們的超我仍然正視著他們的自我，就像一個嚴厲的父親正視著孩子一樣；他們的道德是以一種原始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動讓自己遭受超我的懲罰。

疾病被用作這種“自我懲罰”的工具，因而神經症患者必須表現得好像受到一種負罪感的支配一樣，而這種負罪感為了得到滿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懲罰。

“這聽起來實在太玄虛了，最奇怪的是，甚至連患者的良心這一強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識之外。”

不錯，我們還只是剛開始懂得所有這些重要現象的意義。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註定了會這麼含糊不清。

但是現在我可以繼續往下說了。我們把所有阻止患者痊癒的力量稱作患者的“抵抗”。

所謂患病的利益就是這樣的抵抗之一。

“無意識負罪感”代表著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們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療過程中我們還會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於恐懼而建立起一種壓抑，那麼這種恐懼在自我接近被壓抑的材料時仍會繼續起作用，並表現為抵抗。最後，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樣，如果幾十年來一直沿著一條特定的道路行進的本能活動過程突然被引上一條剛剛為它開闢的新道路，那就可能會出現一系列困難。這也許可以稱作本我的抵抗。我們在分析治療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就是與所有這些抵抗作鬥爭；與此相比，解析任務就算不得什麼了。正是由於這場鬥爭的勝利，也正是由於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大大得到增強，因此我們在治療結束時可以對他將來的行為寄予樂觀的期望。

另一方面，現在你也該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這麼長的治療時間了。決定因素並不在於發展道路的漫長和分析材料的豐富。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這條道路是否順暢。

一支部隊可能會在一個和平時期每隔一、兩小時就駛過一列火車的地區被整整堵上幾個星期——假如這支部隊必須衝破敵軍設在這裡的抵抗的話。精神生活中這樣的戰鬥也需要花費時間。我不得不遺憾地告訴你，迄今為止，任何試圖加快分析治療速度的努力都明顯是以失敗告終的。縮短時間的最好辦法似乎是依照規則循序漸進。

“如果我哪天產生了親手試一試對別人進行分析的意願的話，你告訴我的這些關於抵抗的話，肯定會把我的這個意願治好。不過你自己到頭來還是承認的那種特殊的個人影響究竟怎樣呢？難道這種影響不能對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擋作用嗎？”

你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太好了。這種個人影響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這是我們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透過它我們可以使分析流暢地進行。我們的解釋中的知識內容不能起到這種作用，因為患者分享著對他周圍的生活天地的種種偏見，不免和我們的科學界評論家們一樣不相信我們。一個神經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為他對分析者的形象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充滿感情的態度。

孩子也是這樣，只相信他們所依戀的人。

前面我已經對你講過我們是如何利用這一特別大的“暗示”影響的。不是為了抑制症狀——這就是分析療法與其他人精神療法的區別所在——而是作為誘導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動力。

“哦，要是這一點成功的話，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順利進行了？”

是的，應該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還會出現一個意料不到的複雜情況。分析者最感驚訝的也許是發現患者主動與他建立的情感關係是具有十分獨特的性質的，最早嘗試分析療法的那位醫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這種現象，但不知道如何對待。

因為簡單說來，這種情感關係具有戀愛的性質。

這很奇怪，不是嗎，尤其是如果你考慮到分析者根本沒有挑動這種情感，反倒是竭力與患者保持距離，從不讓自己感情衝動——如果你還了解到，這種奇怪的愛戀關係根本不顧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條件，以及個人魅力的各個方面，如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等，你就會更覺得不可思議。

這種愛戀是完全強迫性的。這並不是說自發的愛戀之情不能有這種特點。你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