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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均貧富”。

到了唐代均田制有產生了變化。首先均田制的實施所必要的基要條件是必須有大量剩餘土地，隋末唐初之際，北方殘破、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隋時全國共有有民戶八百九十萬戶，人後將近一億，而唐初時全國僅剩下三百多萬，戶人口亦有大量流移或死亡，是以唐初建國，首要任務是收拾殘局，使流亡人口重新安置在土地上，以恢復國家生產，保障國家經濟，故於高祖武德七年，承北魏舊制而行均田制。

唐武德七年，設立租庸調製，以作徵收均田民戶之依據。租庸調和均田制均以人民為單位，法律上規定所有人都要授田，故人人都有義務承擔稅項。“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所謂租就是田畝稅，每丁獲授田後，歲納粟二石。庸是力役，凡丁歲役二旬，閏年加二日，無事則折絹三尺，布加四分一。有事加役者，十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者不得過五十日。

至於調，則是布帛之徵，每年每戶納絹二丈，若納布則加四分之一，納絹者兼納綿三兩，納布者則加三斤。絹布棉之納實按不同地區而施行，凡租庸調之物皆於秋季徵收。唐制並非所有民戶皆納要立租庸調，免課範圍實很廣泛。官吏九品以上及貴族，官學生徒等，均免課役。此外如鰥、寡、孤、獨及豪族之僕婦寺均免其賦，至於由狹鄉遷寬鄉者，天災損失者及由政府下令特免者皆免其賦。

就戰國時代地實際社會生產情況看來，實施租庸調法是比較切合實際地一種辦法，對於一個生產力落後奴隸制社會，直接跨過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引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先進”制度，不但不現實。只怕還會適得其反。

因此，無敵的農業政策，核心便是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實行均田制將田畝均分到百姓手中，再以一個較低的稅賦比率讓百姓富裕起來。只有百姓逐漸富裕，手中的硬通貨多了，才能帶動消費水平，促進經濟發展。

其三《農爵策》，使農人力耕致富並多繳糧稅者，可獲國家爵位。這個條目放到後世來看是很傻X地。但在戰國時代用之激勵百姓鬥心卻是不錯，畢竟戰國時代還是一個奴隸、庶人和貴族對立的時代，獲得爵位的庶人、奴隸可以見貴族、見官不用跪拜行禮，這在當時可是一種滿足虛榮心的有效手段。對於此點無敵亦是認可，但以繳納糧稅多寡對度量甄別手段，卻可能會有失偏頗，還需謹慎斟酌。其四《軍功策》，以斬獲首級數目賜爵，基本屬於謬論。先時無敵參加老公父嬴師隰主持的少梁會戰。沙場之中殺了多少人以不可計數。可無敵卻沒有斬下哪怕一個首級掛在腰間拿去邀功。而且真正沙場死戰地時刻，誰有那個閒情逸致一邊殺敵一邊砍腦袋玩兒？

不要太忙好不好！

軍功獎勵是必然要實施的，但以斬首多寡而計爵顯然不切合實際，這一點無敵自然是有考慮。雖說衛鞅日後搞出的二十級爵位制度流傳千古，但無敵既然在此，自然也就不會讓其傳美於後了。

至於其五《郡縣策》，將秦國舊世族地自治封地一律取締，只設郡縣兩級官府，直轄於國府之下的建議，無敵不但要採納。而且還要細化，細化到：市、縣、鄉、鎮、村。

實行均田制地首要前提就是將秦國老世族的自治封地收歸國有，並且將其封地內的奴隸全部由國家贖身。使之成為自由民、庶民，這個政策在後世被形象的稱之為“打土豪，分田地”。之後，便需要將秦國各地的庶民和老世族、戎狄部族進行異地遷徙、打散混編，進而由國府直排官吏，直轄市、縣、鄉、鎮、村，五級行政單位進行垂直管理。使老世族再無可乘之機。

而其六《連坐策》。縣下設裡、村、甲三級小吏。民以十戶為一甲，一人犯罪。十戶連坐，使民眾怯於私鬥犯罪而勇於公戰立功。對於這個策論，無敵是很“啼笑皆非”地，話說商鞅變法，秦孝公嬴渠梁掛掉之後，太子嬴駟即位，嬴虔便要拿商鞅開刀報昔日商鞅藉故割他鼻子地仇，商鞅嚇得逃跑，卻是被堵在了秦國地國門之下。據《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這便是“作法自斃”地出處！

其七《度量衡策》，將秦國所行之長度、重量、容器一體統一，由國府製作標準校正，杜絕商賈與奸惡吏員對庶民的盤剝。這條策論深地無敵之心，但謀劃雖好，卻不夠大膽，按照無敵想法，要統一度量衡，自然是要把全天下地度量衡都統一，不過萬里長征足下起，先統一秦國，在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