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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我因從前兩次採訪中已瞭解到西方對我們譯此書的興趣所在，就索牲順水推舟，對他說：“今天我們能譯這本書，正可以說明中國在文學藝術上的改革開放。”

我們從開始就是本著拓荒精神從事這一工作的，意識到搞的是個初譯本——或者說是試譯本。有些國家的《尤利西斯》譯本不止一種。由於原作深奧，各家註釋又有歧異，箇中難免有猜譯之處。希望將來會有更成熟、更完善的中譯本問世。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工作中十分重視基礎工作。全書有大量的拉丁文及天主教用語。文潔若早年全家七個兄弟姐妹都在天主教辦的學校裡讀過書，我也自幼上教會學校，背過《聖經》，還上過兩年天主教辦的輔仁大學。所有宗教用語都來自教內，而不是我們杜撰的。遇到沒有把握時，潔若還透過譯林出版社向南京的神學院或向北東西什庫北堂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請教過。

正如外國記者所指出的，倘若中國仍在極“左”思潮的桎梏之下，而沒有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出版社約我們譯這本書，這個空白也彌補不上。從一九四九年至七十年代末那三十年間，把喬伊斯搬到中國來是不可想象的。

我個人過去曾對這本書有過保留性的評價，那是由於當年我是把“象牙之塔”與“十字街頭”對立起來，絕對化了。我從開始寫作就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屬於後者。這是由於我是在五四運動中度過童年的。我經歷過貧窮，也曾看到祖國遭到踐踏凌辱。我老早就認定一箇中國作家只能為改善人生擺脫困境而寫作。

但那不等於要閉上眼睛，“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自外於世界。

對於《尤利西斯》中一些純文字遊戲，我至今仍持保留態度。然而看人看事看作品，都應從整體出發。譯完這部小說，我深深感到這確實是部氣勢萬千的散文史詩。這是有文學以來作家第一次向人的內心世界挖掘，並真實地表現出潛意識中的矛盾與混亂，沮喪與憧憬。不能人人都去攀登珠穆朗瑪峰，然而對於在藝術創作上敢於並能夠攀登者，就無法不懷有崇敬之情。

七十多年來，西方也仍只有一個喬伊斯。說明肯定什麼，推崇什麼，並不等於那就成為道路、方向。藝術創作只能是個人智慧的結晶，心靈的影子。盲目地跟隨、模仿，是死路一條。然而凡不甘於墨守成規、停滯不前的，都不會拒絕借鑑。小說，首先就是寫人物。在喬伊斯之前，小說史上還沒有過一個像布盧姆這樣從裡到外塑造得如此深而且厚的人物。他決不像皮影戲中的人物那樣扁平，我們不但看到他的五官四肢，還可以感覺到他的呼吸和脈搏。

《尤利西斯》確實把文學創作、小說藝術，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在結束此序文之前，還得向讀者申明，我們是在眾多中外友人的熱情幫助下完成這項工程的。

首先應感謝的是譯林出版社的社長李景端。是他那股要把這部書介紹過來的熱情感動了我們，使我們踏上征途的。在翻譯過程中，他不斷給我們打氣，並且在技術上給予了一切必要的支援。

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的鐘恩（Adrian　Johnson）及艾得福（Christopher　Edwards）以及愛爾蘭大使塞爾瑪·多蘭（Thelma　Doran）都給我們以巨大的支援，為我們提供各種參考書、地圖以及錄相帶，使我們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他們設法幫助解答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有時還代我們向他們本國的專家請教。

我們特別要向愛爾蘭裔加拿大小說家柯偉諾（Patrick　Kavanagh）和他的夫人唐蘭（Sarah　Taylor）表示感謝。他們常住北京，對喬伊斯很有研究，同愛爾蘭又有著血緣關係。最重要的是Patrick　是個熱心腸的人，因而他就成為我們最經常呼喚的“救火隊”。每逢假日他回到愛爾蘭裔人聚居的家鄉，必帶上我們成串的問題。有的迎刃而解，有的他還到處代我們去請教。

自然，我還不能忘記四十年代我在劍橋王家學院時的導師瑞蘭博士（Dr·Daddie　Rylands），是他最早啟發並指導我去讀喬伊斯的。

在專業方面，關於音樂我們多次請教過孫明珠和劉國紀，醫學方面麻煩過李璞和姜波，經濟和法律方面經常向祝友三和易家祥請教，天文方面則向林盛然請教過。

在語言方面我們麻煩的朋友就更多了。全書使用希臘文和拉丁文處很多。我們主要請教的是老友楊憲益。梵文及佛學則多次請教過季羨林教授。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