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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國（張廷玉）招以去。洎公遷工部，餘出賀公。是時君方得脾疾。餘在（澄懷）園得訃，不禁悲哭失聲。君生於康熙辛卯（五十年）某月日，卒於乾隆乙丑年（十年）五月十五日，存年三十五歲。配趙氏，子男三，培、堦、臺。培嗣伯氏。

光緒修歸安縣誌三二選舉門貢生欄乾隆六年辛酉條載：

沈樹德。拔貢。字申培。是科副榜。甲子舉人。

寅恪案，取沈氏此傳，與陸燿撰範璨神道碑相比較，令人如墜五里霧中，疑竇百端。茲先舉其可疑之點，後作假定之解釋。陸氏為範璨之姻親，又為同裡後學。沈氏亦範璨同裡，又曾為其幕客，與菼交好。兩氏之文，何以互異如是？此可疑者一也。陸氏文雲：“孫三人，墀、城、塏。墀又姻也。”沈氏文雲：“子男三，培、堦、臺。培嗣伯氏。”璨孫三人，雖兩文皆從土旁，但何以盡不相同？其改名之由，究因何故？即令前後有所改易，亦不致三人全改。且“培”與“城”，“堦”與“墀”，“臺”與“塏”，意義近似，實無更改之必要。又陸文“墀”為長，沈文“培”為長。嗣伯氏。“墀”與“堦”同義，應作“堦”為長。夫長子通例不出繼，何以長子出繼儀薰。且墀既為陸燿之婿，又為請陸氏作其祖神道碑之人，故陸文所列三人次序，必無差誤。沈文列培為三人之首，此可疑者二也。陸文雲：“子二人，儀薰，國子監生。菼，貢生。”而沈文題作“範太學”。陸文既稱菼為貢生，則菼死時之資格為優貢或拔貢無疑。國子監生又無追贈貢生之理。沈氏為菼作傳，不題“文學”而稱“太學”。此可疑者三也。茲試作解釋如下：

（一）以通常事理言之，陸、沈兩文作成之先後，雖頗難考知，但欲作解脫範璨與科場案之範菼有關，則同一用心。既欲解脫與科場案之關係，止言菼先璨死，尚嫌不足。故必須別有一人為菼作一詳悉之傳，以證明其非犯罪之範菼。此沈文中菼之生卒年月及享年之數，自不可信。端生適範菼時，年二十三。菼年當已四十餘矣。故寅恪疑端生為繼室。沈文言“配趙氏”，當為菼之元配。培、堦當為趙氏所出。臺即端生子蓉洲歟？再生緣中端生自言“強撫雙兒志自堅”，恐是指趙氏之次子及己身之子言，而趙氏所生，出繼伯氏之子及己身之女不計在內也。至沈文謂菼卒於乾隆十年者，恐因欲洗刷菼曾居樂志堂之痕跡，遂改其卒年為乾隆十年，即樂志堂尚未建築之時。蓋其後有關樂志堂之記載，如範來庚南潯志樂志堂條及下引董襄於嘉慶七年所作之詩等，可免與惇哉有所關涉也。

（二）菼子三人改名之由，雖不能確言，恐因科舉制度，改名可免發生枝節問題耶？其以長子出繼伯氏，或者亦與科舉有關，並可籍此為陸燿開脫與菼之關係也。至三人名次之異，當為沈氏誤記耳。

（三）據乾隆四十五年刑部提本陳七供詞中，菼為“宛平縣監生”，故沈文據此稱之為“太學”。頗疑端生之夫範菼，在浙江已取得貢生資格，故陸文稱之為貢生。但因應順天鄉試，遂入宛平縣籍，納粟為國子監生。陸、沈二氏撰文互有差異，遂遺此漏隙也。

又沈文盛稱範菼之穎悟，擅長詩文。此與端生述其夫“刻燭催詩笑語聯”之言符合，益可證下論陳七供詞中範菼倩人作詩文之說為誣枉矣。

複次，周慶雲纂南潯志九宅第門一“樂志堂”條，後附董襄“人日集範野蘋樂志堂，即席次令兄澹人原韻”（題下自注“壬戌”），其“酒壘分兄弟”句下原注云：

座上惟範氏昆仲及餘兄弟三人。

同書二七選舉門舉人欄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董一經。字寶傳。號韋莊。一號韋齋。嵊縣訓導。

嘉慶六年辛酉。董應椿。一經子。字冠英。號雲帆。

嘉慶十二年丁卯。董襄。一經子。應椿弟。宛平籍。順天中式。字念喬。號苕庵。

同書二五列女門二“張氏”條雲：

舉人董襄妾。道光（三年）癸未襄卒。

寅恪案，樂志堂條最可注意者，為詩題下自注之“壬戌”二字。檢乾隆七年歲次壬戌，嘉慶七年亦歲次壬戌。董詩題下之壬戌，必非乾隆七年，而是嘉慶七年。蓋乾隆七年尚無樂志堂故也。既是嘉慶七年，則此樂志堂主人野蘋，果為何人？但其人既姓範，“野蘋”之稱，自是出於詩經小雅鹿鳴篇“食野之苹”句。“野蘋”二字，與其人本名之關係，頗難揣測。或是範璨之孫，即陸燿之婿範墀。但墀為長孫，必無“澹人”之親兄，是亦不可能也。若非墀者，則“城”“塏”二字，不能與“野蘋”相關聯，則其人舍範菼莫屬。嘉慶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