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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我總是在這一格樓梯上。”

她的女工頭說：“這格樓梯大家都很熟悉。”

最後的夥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夏奈爾小姐資助過俄羅斯芭蕾舞團，“供養”過斯特拉文斯基，參加過戲劇創造。當時留著她轉的有一大批燦若明星的人物（畢加索、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保羅·莫朗、勤韋迪等）。這些人中還剩下幾個？科克託，還剩下科克託。他出現時科科飽以熱吻，離去時罵聲不絕。

“讓是詩人？真是胡說八道。他只不過用了他們能夠懂的語言而已。真正的詩人是蘇佩維埃爾和勒韋迪，甚至連勒韋迪也算不上。科克託錫勤韋迪一樣，佔了有才華的人的位子，但他從來沒有發現過什麼；只是在別人後面跟跟。桑德拉斯也是一位大詩人。科克託！你們讓我笑吧！為什麼你們要為他辯護？你們喜歡《生存的艱辛》嗎？把這本書給我拿來，幾分鐘內我就可以找出他抄襲別人的東西給你們看。”

這天晚上她對科克託極為惱火，她還提到了拉迪蓋的死。

“拉迪益來過幾次，他酒喝得很兇。我請來的幾位美國人和他一起吃飯，他們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年紀的男孩喝這麼多的酒。後來他病倒了，科克託假惺惺地哭著（她模仿科克託抽泣的樣子，學著他的聲音說：”我怕他會死了。‘）。我給他一支體溫表，對他說：“聽著，讓，去看看他吧。給他量一下體溫，體溫表放的地方要合適，量足時間後取出來放在這個盒子裡帶回來給我，別的事你就別管了。’在弄清楚拉迪蓋是不是病了之前我無法照料他。40度！我立刻打電話給我的醫生。醫生對我說：”您知道現在幾點了？晚上11點！一整天下來我累極了，但我會叫我的助手來的、‘我堅持要他親自來，他最終說看在我的面上就親自來，不過要帶上他的助手，等一回再跟我通電話。我明白他還是要他的助手一個人來看拉迪蓋。我對他說電話不要太晚打來，我也需要睡覺。我對拉迪蓋還不太瞭解，但是我要叫人給他治病，科克託讓他住在一家裝置很差的旅館裡，我不希望他病倒在這家骯髒不堪的旅館裡。何況他又沒有錢。科克託站在旁邊什麼也不幹，只是哭泣。他也病了，想去睡覺。大夫說拉迪蓋得的是傷寒症。大家要把他送到一家診所，大夫對我說應當徵得病人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拉迪蓋的父母得花整整一天。大夫問我：“那麼由您負責？’拉迪蓋的父親是一個記者，母親在不久前已去世，得的也是傷寒症，死前曾在兒子床上睡過。拉迪蓋去了診療所後我沒有去看過他。有人對我說，拉迪蓋被人放在診所的病床上時，嘆了一口氣說：”這個時刻終於來了。‘人們終於關心起他來了，終於為他治病了。他死後，葬禮由我操辦，因為他沒有錢。我要人在墳上放些鮮花。參加葬禮的人很少。科克託還躺在床上，睡衣下放著我送給他的花。他喜歡把花直接貼著面板。哦！同性戀者真醜惡！“

《瑪麗一克萊爾》雜誌在歌劇院為卡拉斯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科克託坐在包廂裡，旁邊是馬蒂娜·卡羅爾。

科科冷冷地說：“這天晚上他明白了，要在巴黎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物，錢比他的詩歌更為重要。”

錢比才華更重要？她的話使我深為反感。我說：

“您覺得錢真的那麼重要嗎？”

她沒有回答這個在她看來十分愚蠢的問題。她順從這個世界，這個金錢的世界。在歌劇院為卡拉斯舉行的晚會顯然也是金錢的力量起了作用。每當我在電影中看到莫扎特為王子們演奏、貝多芬在大公府邪的候見室裡等候接見、舒伯特為了支付酒資為小酒館老闆寫樂曲時，我就會想起這次晚會。

時裝不是一門藝術，而是一種交易。

我不明白：科科對幾乎所有的人評價如此冷酷無情，是不是出於一種“錢財上的優勢”？她深居簡出，拒絕了大部分應酬。

“我把一套黑色絲絨禮服送給了一位朋友，她高興極了，問我：”真的給我？‘我說：“是啊，我把它送給你是因為這樣做對我有好處：我有一二次應酬，沒有這件禮服我就有理由不去了。’我不可能穿粗花呢服裝去參加晚宴，因為這對主人是一種不敬。我不想外出。這些人吃喝無定時，睡得又太遲，而我卻不喜歡夜生活，稍有睡意就想躺下，這是我生長在農村留下的習慣。

“我成了一個足不出戶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