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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水泥磚頭圍牆上，刷著一個白色的“拆”字，字的外頭還鄭重地包了一個粗細不勻的圓圈。

把頭探進院子裡，感到一片灰撲撲、夾著點綠的景象糊到了臉上。裡面的幾座平房，都已經騰空了，沒有門，有的窗戶上，還隔空掛著幾塊不死心的玻璃。整個院子裡，到處攤著碎瓦片，破磚頭，殘手缺腿的一些建築部件。偶爾從幾處牆角的縫隙裡爆發出來的草叢，顫巍巍地哼著奇怪而悲慟的音調，想著某天開進來推土機，不大甘於就這樣的趨於熄滅。

一

1923年，18歲的沈從文來到北京，住進了位於前門外楊梅竹斜街61號的酉西會館。他從這時開始講故事，給這個城市，這個沒有神話作為敏感神經的、沒有潮溼的山水蠱惑人心的城市講故事。故事的發生，情節的展開，人物的宿命，都被設定在湘西。這個地方，和普魯斯特的貢佈雷一樣，可以在地圖上找到，卻也和陶淵明的桃花源一樣，即便是和它再熟悉再親近的人，也不能進入。

翻開他的書，等於捅開了一道洞口，沉睡的無數風景從嗆人的黴味中睜開了眼，醉人的泥土氣正從昏沉沉的空氣中顯露出滋味來，沈從文穿著長袍，執著毛筆，趕著一群在夜裡漫遊的思緒，浩浩蕩蕩地壓進了人的幻覺和夢境。每個人物都推來了磚塊，每個生靈都拾來了瓦片，他們要在北京城裡蓋起一座城中之城。

從北京大學的一名旁聽生，到後來的北大教授，不知道這個14歲就從軍，從地獄般的辛酸和艱難裡爬出來的人，這個一直到死都操著一口湖南話，見了生人多的場合就靦腆的人，到底踩中了皇城的哪個風水脈穴。北京沒有在這個無名小卒面前吝嗇，大方地稱了幾斤尊重和愛護送他人生路上用，而且始終沒有再將他拋入孤單的噩夢裡。沈從文在這座城市裡，彷彿待在一個老而暖和的泡影裡，不慌不忙地，開始著手在文章裡一一鋪展開他眼裡美的圖景，為人的性靈做一幅“可遊可居”的山水長卷。

沈從文沒有興趣做高深飄逸的哲人，也沒有雅緻做苦心孤詣的苦行者，在北京的六十年裡，他始終樂呵呵地當一名扛著鐵鍬的工人，本本分分地做著挖掘美的工作。在文章裡寬容地安頓下“小兒女”的悲歡，淡定地一筆一筆寫下他對“人”的理解和希望。然而，一副南方人的體格，卻並不妨礙他骨子裡留著楚人滾燙的、悲劇的血。這個鄉下人單薄的夾衣裡捂著一個不小的野心：他要來為這座城建立一種宗教，一個信仰。

這麼說是不是過分了？

二

沈從文剛來北京時，靠遠方的親戚關係才免租住進了酉西會館，因為謀個生計太難，連吃飯都成問題，所以才索性寫作，坐以待“幣”，姑且先保全一條快餓死的性命。況且在他最初的幾篇文章大都遭到難堪的冷遇時，他一度心灰意懶，甚至想重操舊業，跑回湘西舊軍隊混飯吃，如果不是1924年11月13日那個下雪的夜晚，在沒有爐火的“窄而黴”小齋裡走進來了郁達夫，請他吃了一餐飯、留下了飯後找剩的錢、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還有一句“好好寫下去”，恐怕文學史又該有了另外一副表情。

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給了一個在寒冬彌留的遊魂一把燒得正旺的柴火，才使得他甦醒過來。對於這樣一個迫於生計的人來說，怎麼會有如此的抱負，況且，就算他這一輩子已經過去了，在很多人看來，沈從文也並不真正夠的上文學家的名號。“大隱隱於市”，這個孱弱的男人，只是一直不緊不慢地觀望著現實，絲毫不放鬆地壘著他想象中的“希臘小廟”而已。他的手似乎只能摸到鄉村最柔軟的精神堅殼，他的鼻子似乎只能嗅到自然最動人的泥土香氣。

沈從文沒有寫他此時身居其中的城市，這個可能成就也可能毀掉他的大院子，而是像個夢遊者似的囈語著一個地名：邊城，這個名稱本身就暗和著某種孤單和不合群的心思，渡船徘徊在一條河的兩岸，把一條原本應當遠遠延展的時間，死死地打上了一個結，時間成了一個圓，沒有頭尾地一直迴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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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一個人的北京城（2）

中國人有把任何悲劇轉化為喜劇的超凡能力，無論過程折騰得多麼煎熬，結局必然是歡天喜地的大團圓，人們以此給本質殘忍的人生增添美的成分，而沈從文毫不迴避自然的殘暴，直接透過對“死”的敘述，使人體驗人生之“大美”。

翠翠的存在，也許並不是一個偶然，而是自然的輪自轉到一定週期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她沒有父親，沒有母親，沒有愛人，最後也沒有了爺爺，可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