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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秦國也和列國一樣嗤之以鼻。秦公不會看中儒家，至少有兩個事實根據。其一，上大夫甘龍就是東方甘國的名儒，權力在嬴渠梁即位後卻日漸萎縮。其二，秦國《求賢令》發出後，曾秘密要求在各國活動的密使，儘可能少的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呢？雖然是天下最簡樸最勤奮最巧思最主張正義且最有實際戰鬥力的團體學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愛非攻”兩點為政主張，在任何一個戰國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選墨家，可說最容易，因為墨家曾經在一段時間裡以秦國南部大山為學派總院，和秦國大有淵源。

那麼對法家呢？法家是戰國變法的火炬。凡欲強國者必先變法，已經成為戰國名士明君的熱點話題。然則推行法家之學的根本前提，是國君的決心徹底與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國的半途變法造成的不倫不類，正是最為慘痛的前車之鑑。秦公熟悉法家麼？不熟悉。秦公喜歡法家麼？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為唯一的治國之道麼？更不清楚。衛鞅清醒的知道，推行王道禮制，未必需要國君與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國君不阻撓即可。而推行法制，則必須要國君支援，而且要堅定不移的支援，君臣始終要同心同德，否則，法令難以統一，變法難見成效。列國變法的道路，無一不鋪滿了鮮血。韓國申不害尚只是整肅吏治，已經是血雨腥風了，更何況天翻地覆的徹底變法？象秦國這樣的赤貧國家，非強力法制無以拯救，法制推行如排山倒海，激起的回力亦是天搖地動，沒有同心同德力挽狂瀾的君臣相知，變法者自己就會被混亂的動盪無情的吞噬，談何強國大志？

如何試探？衛鞅一時想不清楚，但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不能急躁。

秋風清涼，衛鞅耳邊響起一個蒼老曠遠的聲音，“計國事者，當審權量。說人主者，當審君情。謀慮情慾，必出於此。士雖有聖智，非揣摩細究，真情無所索之。此，謀之本也，說之法也。錯其人，勿與語。此，名士擇君之道。慎之，慎之。”

這是老師精研歷代名士的成功與失敗後歸納的《說君》。當初講解時，衛鞅似懂非懂，惟強記在心而已。十年之後，當自己歷經坎坷曲折而面臨艱難抉擇的時刻，這段警語卻油然浮上心頭，使他頓時清涼醒悟——即或有聖者智慧，也當審視君情；要索得君主內心的真正選擇，就必須揣摩細究反覆試探；“錯其人，勿與語”，若國君不是自己所持主張的當說之人，就不要對他陳述自己的真實想法，這是名士選擇君主的根本點。那麼，自己該當如何試探秦公的真正抉擇呢？

太陽落山了，衛鞅打馬入城，來到內史景監的小院。

景監對衛鞅一直刻刻在心，多少次，景監都差點兒要對孝公講出來，想到對衛鞅的承諾，竟硬是生生憋了回去。三個月來，各縣不斷派人報來士子們在縣府的作為——共下秦地的九十九個士子，竟是八十多個滯留縣府。他們都有各種各樣的合理合法的理由，蹲在縣府，蒐集瀏覽所能見到的各種書簡，思謀撰寫自己的治秦對策。只有十餘個士子到雍城附近的山村裡看了看，回到縣府便叫苦不迭，聲稱不給肉吃便要回櫟陽招賢館吃飽了再來。令景監感到欣慰的是，有個叫王軾的齊國士子，獨身一人跑遍了秦中十縣，雖然都在縣府周圍，但畢竟是深入民間鄉野了，實在是鳳毛麟角。當景監將王軾的情況稟報給國君時，孝公也很是高興，笑著對他說：“這位先生頗有吃苦之心，回來再看看吧，若才學見識也可，就給他重任了。”景監實在忍不住，冒出來一句，“君上，定然還有出類拔萃者在後。”孝公大笑，“在後？在哪裡？景監啊，我看也就是王軾了。該來的都來了，不來的永遠也不會來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不讓秦國強大，求賢令也就如此而已了。”在孝公的笑聲中，景監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閃亮的淚光。景監感到揪心，可就是不敢再往下說，萬一衛鞅……他不敢望下想，也不願望下想，憋在心裡又著急，只有三天兩頭向各縣催問士子們動向，反覆叮囑不許漏掉一人。奇怪的是，始終沒有任何一個縣報來衛鞅這個名字，更別說動靜了。

看看進入九月，風涼葉落，衛鞅還是泥牛入海，景監的心竟是越來越涼了。他一百個不願意將衛鞅想成小人，不願意想到他逃回了魏國。可是，他能到哪裡去呢？深訪山野，也不能一個縣府都不去啊？出事了？跌入深谷了？恰恰遇上盜匪了？景監更是不信。他知道，衛鞅這種上品名士都是文武兼修的，尋常山險與匪賊也未必奈何得了他。且秦國雖窮，盜匪卻是極少，丁壯都當了兵，誰去做盜匪？想來想去，還是不得不想到衛鞅逃回了魏國。景監每每在深夜長長的嘆息，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