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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準備新君明日即位後便鄭重呈送。即位大典的事，他已經交給了景監車英，不用親自操持了。他要做的，是儘快善後，整理準備交接的官文，集中屬於自己的典籍書卷，以備辭官後治學。也就是說，他所有的事都集中在書房，書房之外的善後完全用不著他操心。瑩玉卻覺得他未免太急，侄子剛剛即位，他這位姑父商君就要辭官，總有點兒不妥。商鞅只是笑笑，也不多說，只顧在書房裡忙。

商鞅不好對瑩玉明說的，是自己的那種異常感覺。

從嬴駟回到咸陽，商鞅就感到了這位太子和自己的疏離與陌生，儘管太子非常的尊重自己，見了自己恭敬得甚至超過了尋常官員。但正是這種“敬”，使商鞅感到了內心的“遠”。商鞅雖不善從小處處人，但卻善於從大處處人。譬如對待太子，商鞅在二十多年中，竟一直無從彌合他和少年嬴駟之間的傷口。按照常理，小嬴駟犯法理虧，商鞅只要多接觸多開導，稍稍給“放逐”中的嬴駟一些照料撫慰，依嬴駟的悟性自悔，這種傷口當不難彌合。但商鞅卻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去做。他的嚴厲、他的自尊、他的注意力、他的盡公無私、都不允許他這樣做。在商鞅看來，一個做錯了事的人若再去計較處罰他的人，那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志存高遠的法家名士，如果再存心回頭撫慰依法處置的罪人，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即使這個“罪人”具有最特殊的身份，他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本色。二十多年後，當商鞅敏銳覺察到這種“敬而遠之”時，這種傷口已經成了難以填補的鴻溝。

對人心人情人事的洞察，商鞅是無與倫比的，這種溝壑他看得很清楚。商鞅的過人處，正在於他不會在大局上迷失自己。留在國中，與新君貌合神離，上下不同心，豈能再創大業？況且，新君嬴駟已經完全成熟，自己這個“鎮主”權臣留在國中，反倒多有不便。更重要的是，秦孝公臨終前的囑託——嬴駟能扶則扶，不能扶則商君自立為秦公——使商鞅處於一種微妙的難堪地位。這個囑託是當眾說的，大臣們都知道，商鞅也認為這是秦孝公的肺腑之言。論能力，論實力，論威望，論民意，商鞅都可以做到廢嬴駟而自立。按商鞅的本色品格，也絕不會顧忌天下非議與舊貴族的罵聲。假若嬴駟真的不堪重任，商鞅是會那樣做的，而且毫不猶豫，做得乾淨利落。

但是，如今的嬴駟完全可擔大任，且對新法一力維護，自己如何能因嬴駟與自己“不合”而發難？如果商鞅是一個以權力為第一生命的人，也許恰恰這個“不合”，便是發難的最大理由。但是，商鞅畢生追求的恰恰是功業，而不是權力。功業完成之後，僅僅為了保持權力而傾軋，何談頂天立地之名士？既然認可了嬴駟，就應當為他開道，讓他放開手腳去做。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明君豈怕找不到良才輔佐？留在國中，嬴駟坐立不安，非議也會紛至沓來，對自己不利事小，引起裂痕內亂事大。

商鞅辭官，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想引出那些神秘的影子。

除了秘密活動的公孫賈，商鞅對嬴虔和甘龍的死始終感到蹊蹺，尤其在知道了秦孝公那次“元老宴”的真實意圖之後，更是疑慮重重。假如這些“該死”者都沒有死，他們顯然是將希望寄託在嬴駟身上。難道這些人發現了什麼？篤定嬴駟會支援他們？如果是這樣，商鞅倒想看看他們究竟要做什麼。自己辭官，無疑會引得他們早日出來，若有不測，自己也來得及收拾。

次日清晨，剛剛舉行完嬴駟的即位大典，商鞅就將辭官書交給了國府長史。

大典一結束，嬴駟沒有接見任何大臣，就徑自回到了書房。他不急於和任何人共商國是，他要看看動靜，因為他嗅到了一股異常的味道——昨天夜裡，他書案上突然出現了一卷沒有具名的《請舉遺民書》！方才，長史又呈來了商君的《辭官書》。他覺得應當好好想想，絕不能輕易動作。

宮中很空曠很冷落。公父的一撥舊人，嬴駟一個都沒有用。象黑伯那樣的老人，嬴駟覺得不放心，他們對公父的舊情太深了。黑伯在公父葬禮之後驟然衰老了，白髮如霜，佝僂成一團，失魂落魄的在宮中到處轉悠，被嬴駟派人送到終南山老太后那裡去了。其餘舊人一律集中在公父的那個院子裡，等候重新分派。嬴駟從太子府帶來的十幾個內侍僕從，散佈在這偌大宮中，竟是無聲無息。好在嬴駟習慣了寂寞冷清，覺得這樣沒什麼不好，要得整順，那要慢慢調理，急躁只能壞事。

已是暮春初夏，白日雖然長了許多，但天還是不知不覺的黑了下來。嬴駟理清了自己的思緒，坐在燈下開啟了那捲神秘的匿名上書，卷首赫然五個大字——請舉遺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