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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內的秋風掃落葉之勢？

其四，秦末復辟勢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強烈的施暴實踐，最充分地反證出其誅暴言論的虛偽性。作為秦末復辟勢力的軸心，江東項羽集團的大暴行具有駭人聽聞的酷烈性。《史記·項羽本紀》記載了項羽集團對平民與降卒的六次大屠殺，全部都是戰勝之後駭人聽聞的屠城與殺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殺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陽大屠殺，殺光了此前輔助秦軍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殺，坑殺秦軍降卒二十萬；第四次咸陽大屠殺，殺戮關中平民無計，大燒大殺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齊大屠殺，坑殺田榮降卒數目不詳，大劫掠大燒殺，逼反覆闢後的齊國；第六次外黃大屠殺，因一個少年的利害說辭而放棄。種種大規模暴行之外，項羽又恢復了戰國大煮活人的烹殺，後來又有殺楚懷王、殺秦王子嬰並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項羽集團頻頻大規模施暴，使大屠殺的酷烈惡風在秦末之亂中驟然暴長。號為“寬大長者”而相對持重的劉邦集團，也有兩次大屠城：一屠潁陽，二屠武關。自覺推行安民方略的劉邦集團尚且如此，其餘集團的燒殺劫掠與屠殺則自可以想見了。

當時，不幸成為“楚懷王”的少年羋心，對項羽的種種惡魔行徑始終心有餘悸。這個楚懷王對大臣將軍們憂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齒地說：“項羽為人，剽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之處，無不殘滅！”故此，楚懷王堅執不贊同項羽進兵咸陽，而主張“寬大長者”劉邦進兵咸陽。剽者，搶劫之強盜也。悍者，兇暴蠻橫也。猾者，狡詐亂世也。賊者，邪惡殘虐也。少年楚懷王的這四個字，最為簡約深刻地勾出了項羽的惡品惡行。這個聰明的楚懷王當時根本沒有料到，因了他這番評價，項羽對他恨之入骨。此後兩三年，楚懷王便被項羽以“義帝”名目架空。之後又被毫不留情地殺害。楚懷王能如此評判，足見項羽的酷烈大屠殺已經惡名昭著於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項羽本紀》後對其兇暴深為震驚，大是感慨雲：“羽豈舜帝苗裔邪？何興之暴也！”《索隱述贊》最後亦大表驚駭雲：“嗟彼蓋代，卒為凶豎！”——很是嗟嘆啊，他這個力能蓋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議的兇惡之徒！顯然，項羽之兇惡為患，在西漢之世尚有清醒認知。孰料世事無定，如此一個惡欲橫流兇暴駭人的剽悍猾賊，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為英雄，惋惜者有之，讚頌者有之，以致頌揚其“英雄氣概”的作品廣為流播。如此荒誕之認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個戰國之世兵爭連綿，沒有過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滅六國大戰，秦軍也沒有任何一次屠殺平民的暴行。秦末復辟勢力卻變成了瘋狂惡魔，對整個社會展開了變態的報復，其殘暴酷烈遠遠超過了他們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無與倫比的大破壞大摧毀暴行，“楚漢相爭”的短短几年，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颶風大破壞時期。其直接後果是，繁榮昌盛的帝國文明在五六年中驟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過半”的社會大蕭條大赤貧境地，以致西漢建政五十餘年後仍然陷入嚴重赤貧而不能恢復。

作為歷史謊言的生髮期，說者的動機、手法與怨毒的心緒，已經在上述特徵中得到了最充分體現。某種意義上，秦末復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畫：言大而夸，辭偽而辯，行闢而奸，心逆而險。是故，其攻訐之辭無處不似是而非，幾乎沒有一條可以作為評判秦文明之依據。倘若忽視這些基本特徵，而將其作為論證“暴秦”的歷史依據，則意味著我們的歷史意識尚不具有高階文明時代應有的分析水準。

二、歷史實踐與歷史意識的最初分裂

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