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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日：“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又做了范陽令的使者，這裡又有了一大篇為范陽令辯護的說辭）……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趙地聞之，不戰以下城者三十餘城。

這三則以攻訐秦政秦製為軸心的言論，具有顯然的不可信處：

其一，強烈的復仇心態與權謀目標，使其對秦政的攻訐具有明顯的手段性，喪失客觀真實性。簡單說，第一則是張耳陳餘利用農民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對陳勝設定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於稱王，農民軍當一面全力對秦作戰，一面同時扶持六國貴族儘速復辟。這一陷阱的要害，是誘騙農民軍抵擋秦軍，而六國貴族趁機復辟稱王。為了這一目標，張陳兩人將“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列為“暴秦”首惡，而將復辟六國貴族作為“為秦樹敵”的首要急務。而後來的事實是：包括張陳集團在內的六國貴族，一旦借陳勝兵力出動，則立即迅速稱王，絲毫不顧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這等因赤裸裸的權謀需要而蓄意生髮的“暴秦”說，是典型的攻訐說辭，無法與嚴肅的評判相提並論。是故，後世說者大多悄悄拋棄了這一說法，不再將滅六國作為秦帝國的罪行對待。

其二，為達成儘速下城佔地的實際利益，虛聲恐嚇，肆意誇大。蒯通說范陽令之辭，是“秦任酷吏”說的代表。其對民眾仇恨之誇張，其先前的恐嚇與後來的撫慰之間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顯然的事實是：蒯通為使自己成為縱橫名士，先恐嚇范陽令，再允諾自己所能給范陽令的前途：只要降趙為復辟勢力收服城池，便可“轉禍為福”；而後，蒯通再轉身變作范陽令特使，對武臣又大說范陽令苦衷，使武臣“從其計”；再後，蒯通又搖身變作武臣特使，賞賜范陽令以侯爵印並高車駟馬；至此，蒯通個人目標達成而成為名士重臣，范陽令也“轉禍為福”，武臣也藉此得到三十餘城。此等秦末策士捲入復辟黑潮，其節操已經大失戰國策士之水準，變成了真正的搖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鑽營者。即或大有“賢名”的張耳陳餘，後來也因權力爭奪大起齟齬，終究由“刎頸之交”變成了勢不兩立。我們要說的是：此等實際利益爭奪中的虛聲恐嚇說辭，多有肆意誇大，不足作為史料憑據。

其三，此類說辭大而無當，與當時事實有顯然的矛盾，其諸多紕漏完全經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團的說辭，其顯然的誇大胡謅至少有四處：一則，“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史記》只雲“數十萬”，尚且可疑。百萬大軍攻秦，全然信口開河。二則，“陳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時，陳勝農民軍連一個陳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來方二千里土地？三則，“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帝國軍費來源頗多，說辭卻誇張地歸結描繪為“家家按人頭出錢，官府以簸箕收斂”這一殘酷形式。四則，“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就實而論，舉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殺與殺官事實，如項燕劉邦舉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盡皆這般，何以解釋章邯大軍出動後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