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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並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書·刑法志》雲：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東漢官方認定“暴秦說”之外，學人官員的個人評判，也循此基準多有呈現。但是，這一時代的文明史視野已經大為弱化，官員學者個人即或有區域性肯定秦政的論說，也是星星點點不成氣候。諸如東漢之桓譚、王充，皆有區域性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為極其微弱的聲音了。

東漢之後，華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據狀態。三國時代的劇烈竟爭，頗有小戰國氣象。基於競爭本身的需要，這一時代對歷史的重新認知，有了新的可能。由於《三國志》乃晉人陳壽撰寫，且沒有總括敘述某領域歷史演進的諸《志》專類，是故，無法評判三國及西晉的官方歷史意識。然則，從這一時期各方實際奉行的政策體制，以及著名君主與政治家的歷史評判言論，仍然可見其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這種評判，較之東漢鬆動了許多。曹操被《三國志》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超世之傑矣！”而曹操對秦皇漢武的肯定也是明確的，其《置屯田令》雲：“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國大政治家中，唯有諸葛亮對秦政表現出繼承東漢的荒誕割裂：實際奉行而理念否定。諸葛亮《答法正書》雲：“……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見其忠實秉承東漢之傳統也。

步入兩晉南北朝時期，華夏大地紛爭頻仍，又逢北方諸族群相繼佔據北中國，政權不斷更迭，相互攻伐不斷。當此之時，中國關於文明史演進的探討幾乎趨於沉寂，玄妙清談瀰漫一時。無論是官府作為，還是官學私學，對歷史文明的總體探討及其理論總結，都幾乎趨於銷聲匿跡。這是一個特殊的沉淪時代，兩漢時代注重文明演進探討的歷史視野，這時已經變化為注重個人體驗的思辨“玄學”。在玄學清談瀰漫之時，偶然也迸發出些許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用刑》，便對秦亡原因做了探討，認定秦亡並非嚴刑而亡，“秦其所以亡，豈由嚴刑？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其餘，如做過廷尉的劉頌、做過明法掾（解釋法令的官員）的張斐，也都曾經從論說法令演進的意義上肯定過秦政。當然，這些聲音遠非主流，幾乎沒有實際影響力。

進入隋代，對文明演進史的探討又是一變。

隋雖短促，然卻是三百年分裂之後再度統一中國的重要時期，是華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統。從實際制度框架說，隋繼承了秦制無疑。然則，由於此時距秦帝國已經千年之遙，且又經過了西晉之後的三百年分裂戰亂，隋對文明演進的審視，遂開始以西晉之後的歷史演進為主，對兩漢之前的歷史已經很少涉及，對秦政得失的探究則更少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基本面看出隋代對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楊堅注重實務，臨死之遺詔開首便是：“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遺詔最後雲：“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顯然，隋對秦文明所體現的變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變。唐變之要，是從隋的不甚清晰堅實的歷史評判中擺脫出來，再度開始大規模總結文明演進史。結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東漢軌跡。唐人魏徵主修的《隋書》，實則是唐政權的歷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權的歷史目光。《隋書》的《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綜合篇章，在對特定領域的總括性敘述中，均對秦文明做出了復歸東漢傳統的評判

《隋書·食貨志》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