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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戰國綻放！秦帝國則以華夏族群五百餘年的激盪大爭所共同錘鍊的文明成果為根基，對這一時代的種種社會文明形式，進行了系統的梳理總結，大規模地建立了適合我們民族且領先於鐵器時代的新文明形態。從此，我們這個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博散族群，開始有了我們統一的文字，有了統一的生產方式，有了種種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統一穩定的國家形式。具體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統，形成了我們民族的整體生存方式，形成了我們民族的整體文明，形成了我們獨有的歷史傳統。從總體上說，中國的原生文明時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時代，其時代精神堅剛強毅，其生命狀態惕厲奮發，其創造智慧博大深遠，其文明業績震古爍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時代是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土。我們有最充足的理由，對那個時代保持最高的敬意。這既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認知能力，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於種種我們說到或沒有說到的歷史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對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產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誤解。我們無須怨天尤人，那是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失望。我們無須以批判清算的簡單方式了結歷史，那是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歷史智慧的褻瀆。事已如此，任何固執，任何褊狹，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無助於我們的文明腳步。我們應當客觀，應當冷靜，應該耐心，應該細緻，應該有胸襟，應該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們的文明歷史，不能找到核心所在。

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基本點之一，是對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的總體認知。

從整體上否定一個時代，不可能對這個時代的文明創造作出肯定性評價。

兩千餘年來，對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總體評判，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漸漸成為主流的歷史意識認為：那是一個崇尚譎詐與陰謀的暴力時代，是王化敗壞道德淪落的時代，是隻有赤裸裸利益爭奪而仁義道德蕩然無存的時代。唯其如此，那個時代的君王是驕奢淫逸的罪魁禍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祿而毫無節操之徒，民眾則是世風大壞利慾薰心爭奪不休，人際交往充滿著背信棄義，廟堂官場充斥著權謀傾軋，邦國戰爭瀰漫著血腥殺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個恐怖的時代，一個不堪的時代。翻開史書，此類評判比比皆是，其用語之怨毒，其渲染之濃烈，直教人心驚肉跳。

另一種始終不佔據主流位置的歷史意識，則持相反觀念：那是一個“求變圖存”的時代，是一個五千年曆史中最富“鉅變”的時代，是一個樸實高貴的時代，是一個創造新政新制的時代，是一個聖賢迭出原典林立的時代，是一個“士”階層擁有最獨立自由人格的時代。是故，從三國時代開始，便有了“書不讀秦漢以下”的先秦崇拜說，雖然遠非主流，然卻成為我族一種珍視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與後人的兩種歷史評判相對比，身處該時代的“時人”，對自己的時代有著特殊清醒的評判。代表著社會普遍心聲的《詩經》，對這個時代的大象描繪多有這樣的句子：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燁燁雷電，不寧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學子的評價，最具代表性的有兩則，一則是晏子對春秋時期社會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一則是韓非子對戰國風貌的大概括：“大爭之世，多事之時。”在百家爭鳴而蓬勃共生的諸子百家中，對自己所處時代持總體否定的評判者，不能說沒有，實在是極少。最典型者，大約只能說是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對那時的“禮崩樂壞”持有極其悲觀的看法。

總體上說，當時的社會意識對自己的時代已經有了清醒的認知：這個時代一邊是淪落，一邊是崛起，有腐朽沒落的陰暗，更有進取創新的光明，其主導潮流無疑是雷電燁燁的大創造精神。客觀地說，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足以構成普遍性問題的具體弊端。原生文明時代，也同樣有種種社會弊端。有巨大的貧富差別，有深重的社會災難，有民眾的飢餓，有官吏的腐敗，有難以計數的陰謀，有連綿不斷的戰爭等等。舉凡社會基本問題，在那個時代都有。若僅僅注重於具體的陰暗與苦難，從而以因為有此等陰暗而否定一個時代所創造的文明，應該說，這不是文明歷史的評判視野。作為一種文明審視所應具有的歷史意識，我們應該看到的基本方面是：這個時代的總體生存方式、總體生命狀態及其獨有的創造力，這個時代解決種種社會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進步性，其創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經得起歷史的驗證，是否足以構成一個民族的精神根基。舍此而孜孜於種種具體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