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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將超越兩千餘年“無條件指控”的堅冰誤區。

其三，認知作為戰時法治的秦法的基本特徵。

戰時法治，從古到今都有著幾個基本特徵。即或到了當今時代，戰時法治依然具有如此基本特徵。戰時法治的超越時代的基本特徵，是五個方面：一則，注重激發社會效能；二則，注重維護社會穩定性；三則，注重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四則，注重令行禁止的執法力度；五則，注重發掘社會創造的潛力。

就體現戰時法治的五大效能而言，帝國法治的創造性無與倫比。第一效能，秦法創立了“獎勵耕戰”的激賞軍功法，使軍功爵位不再僅僅是貴族的特權，而成為人人可以爭取的實際社會身份；第二效能，秦法確立了重刑原則，著力加大對犯罪的懲罰，並嚴防犯罪率上升；第三效能，秦法創立了連坐相保法，著力使整個社會透過家族部族的責任聯結，形成一個榮辱與共利害相連的堅實群體；第四效能，秦法確立了司法權威，極大加強了執法力度，不使法律流於虛設；第五效能，秦法確立了移風易俗開拓稅源的法令體系，使國家的財力戰力在可以不依靠戰爭掠奪的情況下，不斷獲得自身增長。

凡此創造，無一不體現出遠大的立法預見性與深刻的行法洞察力。

這一整套法律制度，堪稱完整的戰時法治體系。戰時法治體系與常態法治體系的相同處，在於都包括了人類法律所必需的基本內容。其不同處，則在於戰時法治更強調秩序效能的迅速實現，更強調對人的積極性的激發。是故，重賞與重罰成為戰時法治的永恆特徵。秦法如此，後世亦如此，包括當代法治最為發達的國家也如此。從此出發審視秦法，我們對諸如連坐法等最為後世詬病的秦法，自然會有一種歷史性的理解。連坐相保法，在中國一直斷斷續續延伸到近現代才告消失，期間意味何在？何以歷代盡皆斥責秦法，而又對秦法最為“殘苛”的連坐制度繼承不悖，這便是“外王而內法”麼？這種公然以秦法為犧牲而悄悄獨享其效能的歷史虛偽，值得今天的我們肯定麼？

其四，秦法的社會平衡性，使其實現了古典時代高度的公平與正義原則。

從總體上說，秦法的五大創造保持了出色的社會平衡：激賞與重刑平衡，尊嚴與懲罰平衡，立法深度與司法力度平衡，改進現狀與發掘潛力平衡，族群利益與個體責任平衡，國家榮譽與個體奮發平衡。法治平衡的本質，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正因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會平衡性，所以才成為樂於為秦人接受的良性法治，才成為具有高度凝聚力與激發力的法制體系。

在一個犯罪成本極高，而立功效益極大的社會中，人們沒有理由因為對犯罪的嚴厲懲罰，而對整個法治不滿。否則，無以解釋秦國秦人何以能在一百餘年中持續奮發，並穩定強大的歷史事實。荀子云：“秦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數者何？不是法治公平正義之力麼？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甚或在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上，幾曾有過以罪犯成軍平亂的歷史事實？可是在秦末，卻發生了在七十萬刑徒中遴選數十萬人為基本構成，再加官府奴隸的子弟，從而建成了一支精銳大軍的特異事件。且後來的事實是：章邯這數十萬刑徒軍戰力非凡，幾乎與秦軍主力相差無幾，以致被項羽集團視為純正的秦軍，而在投降後殘酷坑殺了二十萬人。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了一個法治基本現象：只有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法律，才能使被懲罰者的對立心態消除。在一個法治公平——立法與司法的均衡公平——的社會里，罪犯並不必然因為自己身受重刑而仇恨法治，只有在這樣的法治下，他們可以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拿起武器，維護這個重重懲罰了他們的國家。

另一個基本事實是：秦國與秦帝國時代，身受刑罰的罪犯確實相對較多，即或將“囹圄成市，赭衣塞路”、“死者相枕蓆，刑者相望”這樣的描繪縮水理解，罪犯數量肯定也比後世多，占人口比例也比後世大。然則，只要具體分析，就會看出其中蘊含的特異現象。

其一，秦之罪犯雖多，監獄卻少。大多罪犯事實上都在鬆散的監管狀態下從事勞役，否則不能“赭衣塞路”。說監管鬆散，是因為當時包括關中在內的整個大中原地區並無重兵，不可能以軍隊監管刑徒，而只能以執法吏卒進行職能性監管，其力度必然減弱。從另一方面說，秦始皇時期敢於全力以赴地屯戍開發邊陲，敢於將主力大軍悉數駐紮陰山、嶺南兩大邊地，而對整個腹心地域只以正常官署治理，如果法制狀況不好且罪犯威脅極大，如果對法治沒有深厚的自信，敢如此麼？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