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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正科學，已經引起了史學界的關注與討論，思想史家馮天瑜等人的文章相對深刻。這一質疑的出現至少說明，完全套用西方概念與理念框定中國古典社會，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原因，是西方文明史理念的影響。這一理念的基本表述可以概括為：舉凡大河流域的文明，皆以治水為基礎，生髮出東方專制主義歷史傳統。這一理念的代表作有兩部，英國學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美國學者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基於這一理念，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古典社會，被一律視為專制時代，秦帝國自然不能倖免。

第三原因，中國當代民主思潮的普及，使許多人對中國古典時代產生了本能的排斥，尤其對強盛時代產生了逆反心理。這一思潮表現為兩種形式：一則是學人以論著或其他方式見諸社會的封建專制論說；二則是社會個體不加任何分析的武斷認定。在《大秦帝國》第一部被改編為電視歷史劇的過程中，我聽到的這種非理性地將秦帝國認定為“專制”的說法不知幾多。在網路上，也有人嚴厲質疑我專制崇拜何時休”。自然，這些人對那個時代與秦帝國都缺乏基本的瞭解。然則，正是這種不瞭解而本能認定的普遍事實，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我們對文明歷史的評判，根基究竟應該在哪裡？歷史主義的評判意識，為什麼在我們民族中如此淡薄？這種以所謂科學民主理念去斷然否定自己民族文明史的現象，為什麼在其他國家民族極其罕見，甚或沒有，而在我們民族卻大肆氾濫？

第四原因，歷史“暴秦論”的沉積物與其餘種種學說思潮的錯位嫁接。自兩漢之後，因“暴秦”說而沉積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強化，已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非理性認知。當此基礎之上，諸多人等對包括西方史觀在內的種種“非秦”定性，非但極容易接受，且更願意以“新理論”來論證舊認知，從而證明被歷史鑄成的謬誤具有真理的性質。諸多歷史學家與文化人，論秦幾乎形成了一種八股定式：對秦帝國時代不加任何論證，先行冠以“專制”或“落後文明”之定性，而後再展開以舊理念為根基的論述。其研究精神之淪落，距離儒家朱熹之對秦考據尚且不如，遑論科學？這裡的直接原因，在於這種錯位嫁接。根本原因，卻實在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複雜問題。

那麼，秦帝國時代的文明與政權性質不是專制麼？

是專制，但卻是一種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專制，因而是一種進步的政治文明。

專制，是對民主而言的一個政治系統制度。民主制的產生有兩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則是交通與資訊的極大便捷，否則，沒有社會大協商的條件；二則是生產力的巨大質變，否則，不可能承載人人參與國事這種極其巨大的社會成本。兩千餘年之前，人類的整個社會基礎是自然經濟，既沒有便捷溝通的手段條件，更無法承載“人人當家做主”的社會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出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的古典時代，無一例外都是專制政體，其間差別，只是專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國時代，中國的傳統是將近三千年的鬆散的天子諸侯制。以當代理念定性，可稱之為邦聯制，連聯邦制的緊密狀態都達不到。也就是說，其時之政治狀態，是一元之下的鬆散多元化：天子威權有限，諸侯自由度極大。要說民主的根基，那時的政治協商現象遠比後世要濃郁得多。原因只有一個，天子與諸侯之間，要做到誰強制誰，極難極難。此等政治條件，對社會生產力的推動極為緩慢，而在社會生產力終於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其鬆散乏力效率極低的社會管理又對生產力的發展阻礙極大。至少，任何對社會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實現。所以，春秋戰國之世的生產力出現大發展後，此等鬆散邦聯制便開始漸漸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實際上增大擴張諸侯國的自治權。

就其歷史本質而言，這一現象的基礎邏輯是：作為能夠從整體上大大提高社會效率的“天子”系統，一時不可能改變。社會的實際單元——諸侯，便基於社會利益需求的強大推動，而率先實行緊密化高效率的社會管理，從而出現一個又一個集權邦國。這種集權邦國漸漸普及為“天下”認可的普遍形式之後，整個“天下”對整個社會的鬆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於是，尋求整合整個社會效率的“向一”思潮開始出現。人類社會的複雜在於，當共同需求瀰漫為普遍潮流時，由誰來充當這種共同需求的“供應商”，人群卻無法透過協商來確定，而需要透過武力競爭來確定。唯其如此，秦帝國以戰爭方式統一華夏，並建立了“治權歸一”的中央集權制，是歷史潮流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