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3部分(第2/4 頁)

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否則，國皆有法而依舊生亂。此後兩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上，包括韓非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將司法的重要說得如此透徹。理解了這一點，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的歷史原因。

四則，反對“濫仁”的司法原則。

商鞅執法，一力反對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賞刑》雲：“（法定），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依法）殺人不為暴，（依法）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奸無起。”法外不施恩的原則，在王道理念依然是傳統的戰國時代，是冷酷而深徹的，也是很難為常人所能理解的。“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的肅殺凜冽，與商鞅的“法以愛民”適成兩極平衡，必須將兩極聯結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這一思想蘊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義，是對依法作為的根基維護。對如此思想，若非具有深刻領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懼的。這一司法原則，其所以在秦國紮下了堅實的根基，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對權貴階層同樣的執法原則，同樣的執法力度。從這一原則出發，秦法還確立了不許為君王賀壽等等制度。

商鞅這一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是王道仁政的“濫仁”傳統在戰國之世尚有強大影響力。此前此後的變法所以不徹底，根基原因之一，便是一不能破除國有二法與種種法外施恩之弊端。顧及到這一背景，對商鞅這一思想的價值性便會有客觀性的認知。

五則，“刑無等級”的公平執法理念。

商鞅確立的執法理念有兩則最重要：一則，舉國一法，法外無刑，此所謂“壹刑”原則；再則，執法不依功勞善舉而赦免，此為“明刑”原則。《賞刑》篇對這兩個原則論述雲：“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也就是說，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統統與民眾一體對待，依法論罪，絕不開赦。相比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制傳統，庶民孰選，豈不明哉！

六則，“使民明知而用之”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歷史特點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對法律神秘主義。為此，商鞅確立了兩大原則：其一，法典語言要民眾能解，反對晦澀難懂；其二，建立“法官”制度，各級官府設立專門解答法律的“法官”。對於第一原則，《定分》論雲：“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智）之所難也。……故，知（智）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知（智）；賢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智）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這段話若翻譯成當代語言，堪稱一篇極其精闢的確立法律語言原則的最好教材。商鞅使“法令明白”的目的，在於使民眾懂得法律，從而能“避禍就福以自治”。這一番苦心，不是愛民麼？

對於第二原則，《定分》論雲：“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法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其中，商鞅還詳細論說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其中對法官不作為或錯解法令的處罰之法頗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錯解哪一條法律，便以這條法律所涉及的刑罰處罰法官。此等嚴謹細緻的行法措施，不包含愛民之心麼？此後兩千餘年哪個時代做到了如此普法？

七、走出暴秦說誤區　秦帝國專制說之歷史分析

當代“暴秦”說的一個新論據，是帝國“專制”說。

傳統“暴秦”說，其指控主要來自經濟與法治兩個具體方面。及至近現代乃至當代，中國史識在基本秉承傳統指控外，又對秦帝國冠以“專制強權”定性，秦文明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遂成一團漆黑，似乎更加的萬劫不復了。這一指控基本不涉及史料辨析，而是一種總體性的性質認定，因此，我們只作史觀性的分析評

首先的問題是，這一理念的產生，有非常值得深思的四個基本原因。

第一原因，是中國古代社會作出的三階段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作為“封建社會”開端的戰國秦帝國，便合乎邏輯地被冠以專制定性。順便說及的是，作為根基概念的“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