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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這篇上書被太史公斥為“阿意求容”之作，誠公允之論也。此文之奇異，在於極力曲解法家的權力監督學說，而為胡亥的縱慾享樂之道製作了一大篇保障理論，對法家學說做出了最為卑劣的閹割。二世胡亥說，我不要像堯帝禹帝那般辛苦，我要使天下為我所用，廣欲而長享安樂，你李斯給我拿個辦法出來！於是，李斯向二世胡亥屈服了，製作了這篇奇異的奏章，向胡亥獻上了以“督責之術”保障享樂君道的邪惡方略。

在這篇奏章中，李斯是這樣滑開舞步的：首先，明白逢迎了胡亥的享樂君道，讚頌胡亥的“窮樂之極”是賢明君道；其次，引證申不害的恣意天下而不以天下為桎梏之說，論說胡亥鄙薄堯禹勞苦治國的見識是聖明深刻的，最終得出堯帝禹帝的辛苦治理“大謬矣”，是荒誕治道，而其根本原因則是不懂得督責之術；再次，引證韓非的慈母敗子說，論說以重刑督責臣民的好處，肯定這是最為神妙的“聖人之術”；最後，全面論說督責術能夠給君主享樂騰挪出的巨大空間，能夠使君主“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

李斯的這篇奏章，再一次將自己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如果說，李斯此前的與政變陰謀合流，尚帶有某種力行法治的功業追求，尚有其懼怕扶蘇蒙恬改變始皇帝法治大道的難言之隱的話，這次上書阿意，則是李斯全然基於苟全爵位性命而邁出的背叛腳步。這篇卑劣奇文，意味著李斯已經遠遠背離了畢生信奉併為之奮爭的法家學說，肆意地歪曲了法家，悲劇性地出賣了法家。蓋法家之“法、術、勢”者，缺一不可之整體也。術者，法治立定之後的權力監督手段也。法家之術，固然有其權謀一面，然其原則立場很清楚：確保法治之有效執行，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種種貪贓枉法，並主張對此等行為以嚴厲懲罰。也就是說，作為“法術勢”之一的“術”，必須以行法為前提，而絕不是李斯所說，離開整體法治而單獨施行的督責術。李斯不言法治，唯言督責術，事實上便將督責官員行法，變成了督責官員服從帝王個人之意志，其間分野，何其大哉！後世對法家的諸多誤解，難免沒有李斯此等以法家之名塗抹法家的卑劣文章所生髮的卑劣功效。李斯之悲劇，至此令人不忍卒睹也。

“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這是李斯上書三日後，胡亥再次批下的“詔曰”。

趙高特意親自上門，向李斯轉述了皇帝的喜悅。趙高不無揶揄地說：“陛下讀丞相宏文，深為欣然也！丞相能將享樂之道論說得如此宏大深刻，果然不世大才，高望塵莫及矣！”第一次，李斯難堪得滿面通紅，非但絲毫沒有既往上書被皇帝認可之後的奮然振作，反而是恨不得找個地縫鑽將進去。即或是面對趙高這個素來為正臣蔑視的內侍，李斯也前所未有地羞慚了。趙高還說，皇帝已經將丞相上書頒行朝野，將對天下臣民力行督責，舉凡作亂者立即滅其三族，著丞相全力督導施行。李斯慚愧萬分又驚愕萬分，可還是不得不奉詔了。

果然，最教李斯難堪的局面來臨了。

李斯上書一經傳開，立即引發了廟堂大臣與天下士子的輕蔑憤然，更被山東老世族傳為笑柄。人心惶惶的咸陽臣民，幾乎無人不憤憤然指天罵地，說天道不順，國必有大奸在朝。連三川郡的長子李由，也從孤城滎陽秘密送來家書詢問：“如此劣文，究竟是奸人流言中傷父親，抑或父親果然不得已而為之？誠如後者，由無顏面對天下也！”面對天下臣民如此洶洶口碑，李斯真正地無地自容了。自來，李斯都深信自己的勞績天下有目共睹，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被天下人指斥為“奸佞”之徒。而今，非但天下洶洶指斥，連自己的長子都說自己的上書是“劣文”，且已無顏立於天下……如此千夫所指眾口鑠金，李斯有何面目苟活於人世哉！更有甚者，盜軍亂象大肆蔓延，二世胡亥竟聽信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