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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全部攤開來擺在那裡了，電影裡的那個女人恨恨地說：男人真蠢，其實女人的傾訴只是出於一種表達的需要，並不需要男人來解決任何問題。他只要肯乖乖地聽著，就足以讓女人感受到他的愛和他的尊重。真有問題的話，我們女人自己難道不會自己解決嗎？

恩格斯指出：“對於頭腦正常的人說來，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申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麼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據說女性是一種“聽覺至上”的動物，男性則比較傾向於受到視覺的左右。由是觀之，對於女人的傾訴，男性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助人為樂”，本質上可能就是出於這種將聽覺轉化為視覺　（　行為　）的生理衝動，也就是說，非要把“聽其言”轉換至“觀其行”才肯善罷甘休。

由此而起的衝突雖然罪責不盡在男方，但是也不能認定女性不可理喻，甚至是一些“頭腦不正常的人”。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在這種先天性的差異面前，無所謂誰對誰錯。認識到這一點儘管無助於解決什麼問題，卻似乎可以用來解釋一些事情。例如，何以在某些技藝的學習上（　開車、打網球、電腦，等等　），男人一旦出任了太太或女朋友的教師，結局就往往是不歡而散的。當然，這種老師也不是不能當，但只宜在追求的階段作為一種手段。

在這件事情上，女性是相當固執的。即便是去算命問卜，無論坐下來的顧客是光鮮還是憔悴，老到一點的相士一上來只要先語重心長地贈一句“你命苦啊”，再看那些女的，心頭一酸，心裡也就信了半仙的一半，之所以信，無非是因為她們心中早已經有了同樣的答案。

事已至此，男的也不必因女人並不需要用他的腦而自暴自棄，妄自菲薄。因為女人要傾訴，通常還是會以異性作為第一選擇。以閨中密友為聽眾，事態也不會比以男人為聽眾好到哪裡去，甚至還會更加不可收拾。英國王太后在世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會跟女王談談心事，但據她的女侍臣普雷斯頓說：“王太后會諮詢女王的意見，但這不代表她會依女王的旨意行事。例如女王倘若說‘若你累了，今晚便不要出去’，那幾乎就等於太后今晚必會出外。”更有甚者，一個女聽眾儘管不會熱情主動地提供解決方案，卻因為情緒上較易受到對方的感染，以致常常會於不知不覺中改變了自己的角色，由旁聽眾變身為主訴，迎上前去，講起自己的心事來，情景就有一點像足球場上造越位了，被篡了位同時也被造了越位的主訴人的鬱悶，自然是不足為外人所道。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男人若是想和他的女人搞好關係，必須得把“隆中對”一類激動人心的場面暫時遺忘，並且堅持不把自己幻想成包圍著萬曆皇帝之文諫集團裡大搞“沽忠賣直”活動的一員，與此同時，當然也不可自始至終保持沉默，更不能向傾訴者打那口痞兮兮布魯克林腔：“Are　you　talking　to　me？”——最佳解決方案，我嘔血推薦魯迅先生的：“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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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隱隱於床（1）

無論在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同房”就是“同床”的代名詞，而“同床”就是“同衾”的代名詞，“同房”、“同床”以及“同衾”，則統統都是“做愛”或“性交”的同義詞。

要為夫婦，永同鸞帳。因此，狗男女明明已做了一處，“同房”卻又“分床”，無論在修辭還是行為上，尤其同工而不同酬那麼不合理，同心而不同德以及同流而不合汙那麼變態。

在男女關係的語境裡，“同床”和“同心”同樣重要。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場，本是緣分，分船也能渡河，但沒聽說過分床也可以共枕的，除非兩口子裡的一方長著鷺鷥那麼長的脖子。

現而今一部分人所提倡的夫妻分床，和一夫一妻制一樣，都是泊來之物，或者說，屬於一種“中產”的生活品質。

“分床制”又相當於餐桌上的“分餐制”，它的有益之處，人人都能順口說出那麼三條五條的，然而知易行難，後者通常只是在瘟疫流行、前者通常在男女雙方心懷鬼胎圖謀不軌時，才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唐代之前，中國的兩口子晚上睡覺是分床還是同床，並非本文主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之前中國的兩口子吃起飯來，基本是用“分餐”的。合食入華據說是“五胡亂華”的後果。唐末宋初，隨著胡床、高桌、椅子和凳的引進，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