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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變了話題。

“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歎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築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築還配有醜陋的紅欄杆，醜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牆面的摩天大樓，後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遊樂廳，有塔樓，遊廊，還有鍍金圓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畫。也是一些極不調和的東西混在一起：鋼廠的建設工地上添了一盞煤油燈；一盞帶著彩畫玻璃燈罩的舊式燈破成了細細的碎片，撤落在荒涼的沼澤地。

弗蘭茨說，“歐洲人意識中的美總帶有預先規定的尺度，我們總是有一種審美的目的和一個長遠計劃。就是這個東西，使西方人花了幾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廣場。紐約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它沒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設計，就象石筍狀溶洞。它那些醜陋形式是偶然產生的，沒有設計的。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外圍環境中，它們突然閃耀出奇異的詩意。”

薩賓娜說：“沒有目的的美。說得對。換一種說法，可以是‘錯誤的美’。世界上的美整個兒消失以前，美還會依賴著失誤而存在一陣子。‘錯誤的美’——這是美的歷史上最後一個階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產生也是由於錯誤地滴了一滴紅顏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於“錯誤的美”，紐約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國。

弗蘭茨說：“也許人們設計出來的美過於嚴格和冷靜，紐約無目的美比它要豐富多變，但這不是我們歐洲人的美，是一個異己陌生的世界。”

他們最終談攏了嗎？沒有，看法仍然迥異。薩賓娜被紐約美的異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蘭茨覺得這種美新奇卻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歐洲來。

薩賓娜的國家

薩賓娜理解弗蘭茨對美國的乏味感。他是歐洲的化身：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蘭茨極其羨慕薩賓娜的國家。無論什麼時候，她談起自己以及國內來的朋友，弗蘭茨聽到“監獄”、“迫害”、“敵方坦克”“移民”、“宣傳品”、“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嚮往的複雜好奇感。

他對薩賓娜承認：“有個哲學家曾在文章裡說我著作中一切論點都是無法驗證的推測，稱我為‘冒牌的蘇格拉底’，我當時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發了一通火。現在一想，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經歷中最大的打擊！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種種可能的頂峰！我們倆，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兩維，你進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進入了小人國的領地。”

薩賓娜給以反駁，她說打擊、悲劇以及戲劇性事件不意味著什麼，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不值得尊敬和羨慕。真正值得羨慕的是弗蘭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靜安寧地獻身於此。

弗蘭茨搖搖頭：“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宇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裡。即使在萬靈節，也沒有人去光顧他們。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

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後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後，只得嘆口氣，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裡沒有示威遊行），在一連串的剋制中（無女人亦無遊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讚揚。後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裡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著：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並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佔領”、“坦克”一類詞是醜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