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2/4 頁)

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瞭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麼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徵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籤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籤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佔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僱。”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儘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裡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嘆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麼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麼，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計程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係怎麼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訊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麼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