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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之稱。
透過俺答汗,索南嘉措上書申請與大明王朝建立貢賜關係。明廷反響積極,派官員授他為“朵兒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號中“瓦齊爾達喇”的藏語音譯,蒙語為“金剛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檔案中開始以“答賴”(達賴)稱呼索南嘉措。他死後,格魯派追認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為第一世達賴,根敦主巴門徒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而身為根敦巴措弟子的索南嘉措為三世達賴。清朝日後也是繼承和發展了達賴冊封的制度。
索南加措之所以能得明政府破格優待(明制,只有國師以上方有資格入貢),與張居正的支援密不可分。他派人直接攜重禮見到張居正,上書一封,撿好聽的說,大讚張相爺:“釋迦摩尼比丘鎖南堅錯賢吉祥,合掌頂禮朝廷欽封幹大國事閣下張:知道你的名,顯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體甚好。我保佑皇上,晝夜唸經。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管城中,為地方事,先與朝廷進本。馬匹物體到了,我和闡化王執事賞賜,乞照以前好例與我。我與皇上和大臣盡夜唸經,祝讚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壓書禮物:四臂觀世音一尊、氆氌二段、金剛結子一方。有閣下吩咐順義王早早回家,我就吩咐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頭寫。”
張居正上交索南嘉措的“禮物”予朝廷,並建議明神宗回賜這位藏地宗教首領,封其為“禪師”。所以,西藏的內附與達賴系統的形成,張居正功勞不小。
簡介完張相爺的種種“好事”之餘,也要談談他鮮為人知的政治劣跡。
其一,官員考成法雖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內閣閣臣的權力上升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還有皇帝),科、部、院,皆成為內閣監督下的被動執行部門,朝內御史和給事中等言官完全喪失了彈劾的自由和權力,他們想論劾某人,先要向輔臣(閣臣)送揭帖,名曰“請敬”。如此一來,先前對君主權力都有拒否權和監察權的言官,頓時下降成閣臣的聽命仔。
其二,張居正以整頓天下書院為名,大肆壓制學生、士子的言論自由,並關閉了包括南康白鹿洞書院、吉安白鷺洲書院等多處講學公議場所,甚至連泰州學派的思想家何心隱也在他授意下慘遭殺害。由此,以學人、士子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張居正封殺。
這兩點錯誤作為,危害極大,流毒甚廣,而且不因他本人的殘廢而中止。
1588年,張居正病死,明神宗親政(時年二十)。這位貪婪怠政的帝君雖然對張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對考成法和一條鞭法仍奉行不輟。親政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體不好”為由怠政,朝臣們黨同伐異,相互攻訐陷害,政局日紊。而後,青海蒙古部落、寧夏啺蕕幕傖街秩閡約安ブ藎ㄗ褚澹┑耐了狙鈑α�嗉膛崖遙�渥詈蠼員黃蕉ǎ��硯美П��愕妹髡��僱防枚睢�
屋漏偏逢連夜雨,正是在這種內患起伏不息之時,日本侵朝戰爭爆發。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對外部的巨大壓力。
豐臣秀吉夢想的踏板——高麗半島
說起豐臣秀吉,現在的中國人和韓國、朝鮮人肯定交口指斥他這個大“倭寇”。筆者替他說句“好話”,當他統一了日本之後,曾經嚴令打擊“倭寇”(日本官方也把這些沿海流竄海盜稱為“倭寇”),從嚴從重懲治海盜。
與此同時,他給出海做正當生意的日本商人發放官方“朱印狀”,保護這些做海外貿易商人的正當權益。
可能有人會問,倭人多壞,豐臣秀吉更壞,這個大倭頭怎麼會做出這種打擊“倭寇”的好事?這種想法,近乎天真。豐臣秀吉是個政治家,統一日本之初,他想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經濟利益。沿海倭寇對中國的竄擾,對他本人及京城大貴族沒有多少利益,只給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團帶來豐厚的利益。所以,從大處著眼,他當然要壟斷根本對外正當貿易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以供巨大的侵略機器能夠日益成熟,不會允許“小打小鬧”的倭寇海盜敲金分肥。
豐臣秀吉野心頗大。早在萬曆六年(1578年),時為織田信長家臣的豐田秀吉就曾向主子醜表功展示心跡:“圖朝鮮、窺視中華,此乃臣之素志!”到了萬曆十九年(1591年),豐臣秀吉已經囂張至極,揚言曰:“我有欲統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過海,佔據中華,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為“弓箭銳利之國”,以大明為懦弱好文的“長袖之國”。
也就是說,日本這個一直以中華文化為母體宗主文化的國家,發展到豐臣秀吉時代,終於走出“藩夷”的心態,不僅不再視中華為“天朝”,不僅把大明當成與其對等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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