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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陰曆）的記載：“倭寇出沒海島中，數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財貨。”

由此開始，直至嘉靖末年和隆慶初年的“倭寇”，皆特指日本武士、中國海盜和沿海奸民以及佛朗機（葡萄牙）人混在一起的特定時代特定意義的海盜集團。與朝鮮人、中國人平日蔑稱日本侵略者為“倭寇”的那種含義不同。

華麗帝國背面的百孔千瘡

——萬曆中前期的時局

嘉靖帝死後，其第三子朱載垕登基，是為明朝穆宗，時年三十。這位爺，人品倒是厚道，性情平和，但壽命不永，只當了六年皇帝就病死，僅僅是明朝的一個過渡性帝王。一般老百姓知道的“青天大老爺”海瑞，正是他甫繼位後馬上從牢中釋放（嘉靖下詔捕之）並予以任用。

至於明穆宗死因，也與春藥和縱慾有關。由於這位爺人緣好，當時或後人很少拿這事渲染作文章。

明穆宗死後，太子朱翊鈞繼位，此即大名鼎鼎而又臭名昭著的明神宗，改元萬曆。

明朝之亡，其實正是因為這位萬曆皇帝。但他本人卻長命，為帝時間近半個世紀。

由於近年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的熱銷，坊間有關萬曆這一朝的政治得失、歷史沿革以及人物浮沉都有許多專著和雜著出版，筆者不想多說。特別是有關萬曆年間的大學士張居正的著述，林林總總，基本上都是翻案替他講好話的。我恰恰相反，在簡述一下張居正的“改革”之餘，我也要講講他帶來的弊端（這恰恰是當代研究者總是視而不見的內容）。

張居正握權十年，改革措施大概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增強邊防實力。特別是他排程有方，在支援王崇古推動蒙古俺答封貢的同時，調派戚繼光主持薊鎮大權，提拔李成梁鞏固遼東邊防，使得明朝邊疆地區烽火暫息。

第二，實施官吏考成法，從先前的注重浮譽考察官吏，變成“惟以安地靜民為最”，裁撤冗員，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

第三，實行賦制改革，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正義原為“一條編法”，後來，“鞭”“編”二字俗寫或錯借，逐漸成為“一條鞭法”，其原旨皆是本著“化繁為簡”的原則，使均徭裡甲與兩稅（賦）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內容有四點：①賦役合併；②田賦一概以銀為徵收手段；③以州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額；④地方官直接徵收賦役銀兩。一條鞭法最大的利處，在於打擊土地兼併，減輕了無田或少田農民的負擔，而使佔田多的豪強不得不多交稅。

第四，治理黃河。張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馴，治理黃河極其有法。眾人從實際情況出發，解決了不少歷史難題，有效減少了黃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稱道的，是張居正當首輔時西藏達賴封貢的圓滿完成。現在不少別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學者，皆極口誇讚清政府對西藏統治的“功績”。其實，真要論功績，最早也應該算在忽必烈頭上而不是清帝頭上。

明朝得國後，洪武六年（1373年）即詔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標誌著明朝延續元朝對藏地的統治權。各地政教首領也知天順命，紛紛上交元朝舊敕印換取明朝新敕印。此後，明朝在藏地採用“行都武衛制度”，設定朵甘、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以及俄力思軍民元帥府，透過行都武衛制度與冊封地方首領兩種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針對藏地幾大宗教派別峙立的情況，明成祖很有成算，他棄用元朝尊帝帥力推一教的作法，多封眾建，平衡和分化當地政教合一首領的威權。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區分別封立闡化王、輔教王、護教王、闡教王，又封藏傳佛教三大教派首領為“法王”。當時，明政府下力氣最大推持的是噶嗎噶派的“大寶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薩忙於傳召大法會，忙派他的大弟子釋迦也失入京朝覲。由於明廷賜與釋迦也失大量財物，他回藏地後，格魯派實力與威望大增。貢賜關係以及茶馬互市，其實為藏地帶來了大量的經濟利益。

明朝早期對藏的統治，“統”實際上大過“治”。十六世紀前期，由於格魯派保護者闡化王政權的衰亡，黑帽系噶嗎噶派以及紅帽系聯合在一起大力壓制格魯派黃帽系。而到了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風，在青海會見了被明朝封為“順義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贈其“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尊號。正是從這時開始，格魯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轉世系統開始出現“達賴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