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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思泰（Ljungstedt）更可笑，他“考證”說“張四老”就是鄭芝龍，完全驢唇不對馬嘴，年代和人名完全搞混。

但是，所謂的葡萄牙人幫助打海盜，也非捕風捉影。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拓林澳一帶的明軍水兵兵變，威脅到廣州城的安全。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醜表功，主動請纓，嚮明政府地方官員要求派他們當“先鋒”，攻打叛卒。當時在兩廣當總兵的是名將俞大猷，他以招撫為名，出其不意，很快就把水兵叛亂鎮壓下去。也甭說，葡萄牙人落井下石。明軍對虎門附近三門海上停泊的九艘叛兵船發動攻擊，葡人商船一旁發炮“聲援”，搖旗吶喊，起到了“嚇唬”作用，事後，他們大肆張揚，向俞大猷“報功”。

俞大猷事前，為了糾集各方力量平叛，答應過“功成重賞其夷目”，但絕非是官方宣佈，而是私下允諾對澳門的葡萄牙商船主要頭目一年內免予抽稅。葡人自恃有功，不僅頭目不交稅，阿貓阿狗都不交稅，最後激惱了當地的海道副使莫吉亨，把澳門出入海路堵截，不讓船隻出入。

見捅出大漏子，葡人又不敢和明軍真幹，只能服軟，自願輸稅，倍於從前。

俞大猷方面，其實早就把澳門葡萄牙人視為眼中釘。同時，他對地方官姑息葡萄牙人蓋屋成村佔據一方的做法十分反感，已經準備集兵驅除，但不久他受明廷中有人陷害失官，此舉未果。

葡萄牙人想趁熱打鐵，以協剿有功為名，派使臣想去北京。這次他們自稱是“蒲麗都家”國（葡萄牙音譯），說是已經“兼併”了滿剌加，現在代替滿剌加入貢。

明朝人從未聽說過“蒲麗都家”這個國家，葡萄牙人又無印之勘合，所以，他們連廣州布政司官員這一關都沒過。明朝官員識穿了他們就是“喜則人，怒則獸”的佛郎機人，堅拒他們入貢。

舔了半天，葡萄牙人連當孫子入貢天朝的資格也沒得到，悻悻而返。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海上後起之秀荷蘭有二百多人分乘兩艘兵艦突然出現在澳門海面，狗咬狗一樣與葡萄牙人幹了一仗，卻失敗逃走。荷蘭海軍司令（NanWaerwijk）大怒，率一隻大型艦隊來攻，結果遭遇颱風，被刮到了澎湖。剛喘口氣，忽然發現明軍數十艘從福建方向駛來的鉅艦，荷蘭人嚇得慌忙逃跑。

經此一役，澳門葡萄牙人找到了藉口，以防禦荷蘭人為名，開始在當地興築炮臺和垣牆等工事。當地中國人憤怒，民眾自發而起，先把耶穌會士修建的堡壘付之一炬，並相傳“佛郎機人”要造反謀逆。

葡萄牙人嚇壞了，立刻派人攜重寶到廣州向當地官員道歉，聲稱葡商良民大大的，絕無造反之事，這事才得緩息。

由於從萬曆二十六年到萬曆三十八年一直做兩廣總督的大貪官戴耀一直對葡萄牙人姑息縱容，使澳門的葡人趁機發展，竊據已成事實。後來，張鳴同繼任後，仍舊姑息。他主要是嚇唬葡萄牙人不要引進倭寇入廣東，違者嚴辦。他還威脅說，葡人如果再擄掠人口販賣，將被趕出澳門。畢竟葡人經商已獲巨利，就大有收斂。

但到了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之後，葡萄牙人鑽明朝《海道禁約》條文的空子，以修繕“舊建築”為名，大興炮臺，葡萄牙頭目卡拉斯科還在中央高地的三巴炮臺建立“總署”，儼然治外一國。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始，東北滿洲努爾哈赤崛起，遼東陷落，明廷的注意力轉向。大臣徐光啟本人是天主教徒，主張鑄造大炮，並派人來澳門向葡萄牙“教門兄弟”購買大炮。

天啟初年，明朝人又想“以夷攻虜”，在澳門招募二十四名葡萄牙人僱傭軍，準備派他們攜大炮往東北幫助打滿洲人。可笑的是，這些“老爺兵”每人還配備兩名中國僕人伺候。

他們行至半路，剛剛走到南昌，因朝廷內部多有官員反對用這些“夷人”打仗，這些傢伙又被原道遣回，但他們平空騙取了三萬四千兩白銀的“工資”。明朝廣州地方政府也好玩，責令澳門的葡萄牙商人分攤這些開支。

彼時的葡人還懾於大明之威，只得吃下啞巴虧。畢竟聽從明廷使喚，又派人遣物，中國官員至此就不大防備這些葡人，使得他們加緊了在澳門的“經營”。

從1580年起，葡萄牙本國國內已經衰落不堪，淪為西班牙附庸，被人牽著加入與荷蘭、英國等國的惡鬥，民疲財耗，許多海外殖民地被他國所奪。所以，母國疲弱，澳門的葡人也無底氣。他們佔據澳門，也就低調許多，對於當地只是竊據而已，沒敢再挑出大事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