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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夥真倭把嬰兒挑掛於竿頭，用滾水澆燙，以聽小兒慘嚎為笑樂。每當他們抓到孕婦，鬼子們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賭孕婦腹中是男是女，然後用刀剖開視看以為戲耍。當是時也，浙江許多地區“流血成川，積屍如陵”。種種惡行，在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中，這些倭寇的後代們變本加厲，又在中國重新上演。

對此，明朝政府極其重視，派重兵分守要地，增置堡壘，添置大船，在沿海嚴備，使得倭患稍息。

明朝與日本政府官方之間，仍舊保持貿易往來，但也都是薄來厚往的不平等貿易，日本人從中賺取了高額利潤。以日本刀一項為例，這種刀器，品質好的在日本國內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萬文賣出。由於刀劍這種東西不佔地方好攜帶，日本的“貢使”們紛紛愛帶這種貨物進入中國。事實上，刀劍等武器本來是嚴禁作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還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時候，明朝官員偶爾因日本使臣攜帶刀劍太多表示拒絕購買，日本人就會威脅說：“如果大明嫌棄我們的貨物，我們國王肯定大大的不高興，到時候海寇聞風而至，不知誰能擔此罪責？”由此，明廷在與日本的貿易中，經濟負擔日益沉重。加上對這些羅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費”，明廷確實有苦難言。

日本人是那種欺軟怕硬的典型，這些持有勘合的商隊在中國各驛站被好吃好喝伺候著，仍舊不知足，時常凌侮驛官驛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毆死中國人。過分到這種地步，明政府總是息事寧人，諭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帶回自己國家審訊，以示“朝廷寬宥懷柔之意”。

中國人一向有此傳統，即對外國人無比“寬大”、“寬容”、“博愛”。二十世紀中期日本戰敗後，那些雙手沾滿國人鮮血的戰犯仍然受到我們的優待，而我們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殺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們卻對日本人表現出超出人性範疇的“寬仁”。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一個目的：讓日本戰犯流淚懺悔。結果，這些矮子們被放回國後，馬上著書立說，基本最後都變成最兇狠的右翼勢力。

從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見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結果。明廷當時並非斷絕了市舶貿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貿易，並非是“閉關鎖國”。

“倭寇”大興——嘉靖時代的巨患

自嘉靖中期開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無論是規模、數量以及入侵次數，宛若狂潮來襲。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從“外部”來講，即日本方面，明朝進入嘉靖時代，日本是步入其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君弱臣強，各地大小諸侯狗咬狗亂殺一團。在如此分崩離析的國度中，上自將軍，下到浪人，個個都成為海上冒險家，爭相湧入中國沿海搶劫殺掠。當然，其間還有葡萄牙（佛朗機）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瀾。他們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個，垂涎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質財富。

從“內因”方面看，浙閩一帶沿海的官宦豪強勢力靠走私積累起巨大的財富，又憑金錢買通朝官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經濟能量巨大。這些人一直庇護海盜組織。同時，以大漢奸王直為首的海盜頭子與日本人及佛朗機人勾打連環，裡應外合，攻打起中國來熟門熟路。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為暴利紛紛從倭，以至於“倭寇”來勢洶洶。

當然，內因方面最關鍵的，還應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敗與官員的貪瀆，他們一級一級地爛下去，文官要錢，武官惜死，每次他們都借“平倭”為名大撈好處，剋扣軍餉，中飽私囊，巧取豪奪，橫徵暴斂，最終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時代的平倭過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數位：王忬、朱紈、張經、趙文華、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可嘆的是，今人談起明朝倭寇的平滅，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繼光，其實當時比他抗倭早、名聲大的武將還有不少。以俞大猷為例，當時就人稱“俞龍戚虎”，無論資歷功勞，俞大猷都在戚繼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紈

談嘉靖年間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爭貢事件”。

日本內部，將軍幕府當時已經成為幌子，勢力最大的是兩個“戰國”大名：大內氏、細川氏。雙方皆垂涎於對明貿易所獲的巨利，他們最終達成妥協：大內氏每次貢二船，細川氏每次貢一船。雙方所攜勘合也不同，大內氏持正德勘合，細川氏持弘治勘合。

嘉靖二年初夏，大內氏一方的貢使宗設謙道率三艘大船抵達寧波。很快，細川氏貢使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