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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無奈之下參加農民軍，“奮臂大呼，九州幅裂”。

所以，七品給事中的一紙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歷史黑暗深淵的程序中使勁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饑民齊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轉掠四方。由於在政府部門做過事，他很會組織安排，十來天內就發展到數千人，往來奔竄，自號為“闖將”。

由於“闖將”的名號，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內，不少當代和明末清朝的學者均認為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手下，其實二人根本沒有關係，更不是舅甥關係。他後來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無關。“闖王”、“闖將”皆造反諢名，並列關係，不是從屬關係。

饑民四處造反，府縣官員們都是一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上報說是“饑民”餓極了惹事，認為到轉年春天有活幹有糧食有指望時，事情會自動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陝西等地連年乾旱，饑荒越鬧越大，造反越來越多。

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視這件事時，小打小鬧搶糧食的饑民暴動已經發展成有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造反了。

崇禎皇帝為解決問題，派左副都御史楊鶴去任陝西三邊總督。由於剛剛經歷了皇太極破邊入口殺至京城腳下的危機，各地抽調了不少精銳部隊抵至京畿地區。

楊鶴眼見陝西各處農民軍規模龐大，手中兵少剿不過來，就主張以招撫為主，提出要實實在在解決饑民的吃飯問題，然後使饑民解散，由政府發給耕牛農具，讓農民規規矩矩種田當順民。這種安撫策略雖然花錢多，但效果大，農民各安其業，不再會復出為盜。農民耕田有收成，生產恢復，政府可從賦稅中回收銀兩，良性迴圈，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崇禎皇帝覺得有理，發詔照準。由於當時不少農民軍已經竄入山西境內，陝西只有“神一魁”勢力最大。聽說官家招安，自己能當官，神一魁率著六七萬人就到了寧州，正式投降，被楊鶴授與守備一職（上校團長）。入夥的饑民紛紛領取“印票”（回鄉證），領銀子後各自回家。

當時，幾乎陝西境內所有的賊頭，包括“點燈子”、“滿天星”這樣的“老革命”，無一不受撫，得到相應官職。但是，得官後的農民軍頭頭們留有後手，他們各自私留武器，佔據要地，不時派人四處劫掠富戶，號稱“打糧”。

另一方面，由於明政府只撥十萬兩白銀賑濟，杯水車薪，仍舊有大多數農民窮餓至極，這些人自然也不願意就這樣回鄉等著餓死，仍舊團結在頭頭們身邊，戀戀不去。

在此種情況下，朝內“主剿派”群攻楊鶴一方的“主撫派”，指斥他浪費了大筆國帑，最終造成“屢撫屢叛”的局面。

崇禎帝是個急性子，見花了銀子沒有立竿見影，大怒之下罷去楊鶴官職，重新確定剿殺方針。

殺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亂趁勢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佔寧塞縣城。不久，農民軍頭領們互攻，“神一魁”被殺。

由於膽識過人的洪承疇被委任為總督，陝西叛亂相繼被鎮壓，郝林庵、“可天飛”等人逐一被殺。這位洪總督愛使招降和收買的手段，“以賊殺賊”，鐵角城、錐子山等叛民大本營一一被端掉，明軍斬獲數萬級，陝西境內基本看不見大股農民軍。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農民軍不是被殺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裡轟轟烈烈幹了起來。

應該交待一下的是，當崇禎朝臣盡力剿殺陝西饑民暴動的同時，東北地區的皇太極發動進攻，摧毀了大淩河城。

崇禎四年（1631年），得知明軍在大淩河中左千戶所（距錦州四十里，今為大淩河鎮）加緊築城的訊息，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進，皇太極親自率六萬大軍自瀋陽出發，於八月六日突然包圍了大淩河城。

當時，城內僅有一萬四千多官兵及一萬多平民，守城明將是祖大壽和何可綱等人。由於經過數次攻城挫敗，後金已經在戰法上有所改變，他們不再急於以人肉作為代價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堅持“圍城打援”戰略方針，在把大淩河城包圍得水洩不通的同時，在城外各處挖掘層層壕塹，一方面阻止寧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內明軍奔逸逃出。

更為重要的是，後金軍隊也擁有了自己的“紅衣大將軍炮”。用於此戰的，有這種大炮四十門，威力相當大。如此一來，先前明軍在熱火器一面倒的優勢已經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佔據上風。

明朝派出四萬大軍來援，結果在錦州東南的長山山口遭受後金截擊，惡戰之下，明軍不支，三十三員將領以及四萬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