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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臣集團以程朱道學為宗，強調“義理”，而王陽明學派主張“天理”，應向“人心”和“人情”傾斜，把“理”拉向“氣”。但從當時實際來講，舊臣一派雖然理論僵化並有不近人情之處，但多正人君子，非為謀己謀身；張璁一派雖近“情”，但多是見利忘義貪圖官爵的小人（王陽明當時還活著，張璁一派的席書、方獻夫等人均是他的學生輩，但王先生深知官場險惡，並未對“大禮議”明確表態）。

就事論事，張璁在“大禮議”問題上起了一個壞頭。但這個人日後表現多有善舉，剛明果敢，廉潔自律，罷休天下各地鎮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貴族豪強隱匿的土地，拒腐反貪，幹過不少好事。所以說，歷史上的個人，極難以“好”“壞”加以絕對性區分。

而且，張璁當時舉人出身，總讓人誤覺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實老哥們時年已經快五十歲了，是個七考不中的倒黴蛋。日暮途窮，潦倒的中年知識分子投機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與他臭味相投一同鑽營的桂萼，也是官場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見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燒，很想搏一把以出人頭地。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張璁為人善鑽營，日後又覺自己名字中的“璁”與皇帝名字“厚熜”犯諱，主動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欽賜其名為“孚敬”，字茂恭，所以，讀明朝史有時看到張孚敬，其實那個人就是張璁。

交待了“大禮議”，就該講嚴嵩了。

“青詞”聖手——嚴嵩的政治際遇

嚴嵩，字惟中，號介溪（又號勉庵），1480年（成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鄉間好學的風氣，才使得這個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學而優則仕”，一步一步走向權力中心。

縱觀嚴嵩的發跡，其實他屬於“為霞尚滿天”型別，六十歲後才飛黃騰達。

弘治十八年（1505年），嚴嵩中進士舉，得入翰林院，時年二十六。小嚴當時考試還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說是乙丑科那一批進士中的第五名，成績優異，一丁點兒不摻水。

正當他作為朝廷青年官員後備梯隊準備大幹一場時，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轉年，其母親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為先，嚴嵩從當時的禮制和道義上必須回家守喪三年。所以，小嚴許多晉升機會就憑白錯過了。

福兮禍兮，明武宗正德年間的政治，筆者在前一章已經講過，前五年有劉瑾大公公幹政，後十年江彬亂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幾被排除殆盡。嚴嵩正好沒趕上趟渾水，實際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鬥爭，也免遭政治迫害。

所以，嚴嵩借守喪之機，在老家鈐山讀書，一隱就是八九年，整日埋頭寫詩著述，頗著清譽。彼時的嚴嵩，可以說是極富政治智慧。特別是劉瑾在朝期間，如果他遷延不去，只有兩種結果，其一是抗衡被殺，其二是同流合汙，哪一種結果都是一個“慘”字。而且，劉瑾陝西人，其心腹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焦芳河南人，極其排擠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學淺遭受江西籍大臣彭華的譏諷，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極恨江西人），所以，身為江西人的嚴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嚴嵩在老家詩酒自娛，並非真隱，一直敏銳地保持政治嗅覺，與朝野名流李夢陽、王守仁等人往來密切，詩文唱和。古代為官為吏都要有真本事，科舉取士，決定了一個人想在官場混，必須是經過十年（或數十年）寒窗苦讀，頭懸樑，針扎腿，個個都是滿腹經綸，才能進入這個圈子。沒有真才實料，只憑捶腿揉腰送東西，還真不能弄來烏紗帽戴，更不能與名流遞上話。

嚴嵩何許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詳今，自然是名譽日隆，又博清譽贊詡，廣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劉瑾、焦芳一幫人倒臺幾年後，他才重入朝廷。

此時的嚴嵩，已經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靜待機會。當然，也有客觀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這樣清閒之地居“閒職”，想急於出頭也沒太多機會。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駕崩，明世宗嘉靖時代來臨。很快，就是“大禮議”而引致的紛爭，楊廷和父子等舊臣紛紛被貶斥，朝臣面臨全新洗牌的局面。經過數年爭鬥，嘉靖帝與張璁一派大獲全勝。由此，還要表一下張璁、夏言等人，然後才能把嚴嵩接上。

張璁、桂萼二人得手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階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馬上擢拔二人入閣。他們歲數雖不小，資歷太輕，聲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閣臣封駁和言官疏論。

當時的首輔費宏是官場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楊廷和那樣鋒芒畢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