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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緊急任務”，“必須認真地提出和執行”。但是，他也同時提醒，如果不能爭取到一切必要的條件，武漢將“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轍”。6月，武漢保衛戰開始。8月6日，毛澤東和*中央致電長江局各負責人，說明“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側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毛澤東等致王明、周恩來等電，1938年8月6日。轉引自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第490－491頁。在此前後，蔣介石也在日記中不斷表示，要儲存兵力，不必過於重視一城一池的得失。如：7月26日：“對防守武漢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持相當兵力，一為待機應用，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9月26日：“保守武漢問題，惟力是視，不可為環境所牽制也。”

9月29日：“武漢之得失乃為次要問題，而保持戰鬥力更為重要也。”這幾天的日記表明，蔣介石已經認識到，持久抗戰，固然要消耗敵人，但最重要的是儲存再戰的兵力。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大鵬灣登陸，廣州失陷，蔣介石認為武漢已無固守價值，決定撤退。22日日記雲：“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儲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基礎。”25日，蔣介石下令撤離。次日，路透社電稱，撤退時中國軍隊“秩序整然”。蔣介石看到這一訊息，感到欣慰。我們無法得知，*長江局是否向蔣轉達過毛澤東等人8月6日的電報，但上述資料至少可以說明，在主動撤離武漢這一點上，蔣、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漢撤守後，蔣介石於當年11月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總結第一期抗戰的經驗教訓，規劃第二期作戰方案。周恩來和葉劍英參加會議。27日，蔣介石在《第二期抗戰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訓練重於作戰，情報重於判斷與想象，游擊戰重於正規戰等原則。《南嶽軍事會議委座手諭六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密件。這些原則，顯然受到共產黨人有關思想的影響。會議決定接受朱德建議，開辦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由*派出以葉劍英為首的教授團執教。該班於1939年2月15日開學，蔣介石自兼主任，以葉劍英為副教育長，講授《游擊戰概論》，國共兩黨的“持久戰”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機會。可惜的是，好景不長，由於兩黨矛盾發展，國民黨秘密制定《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此後，這樣的交流就成為絕響了。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應對（1）

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時多，汪精衛以赴成都演講為名，偕陳璧君、曾仲鳴等人潛離重慶。下午1時多，抵達昆明。當晚，向雲南省主席龍雲透露：將到香港與日本人商談“和平條件”。19日，匆匆轉飛越南河內。汪的出逃，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也和他與蔣介石之間在抗戰中形成的分歧有關。

【一】汪蔣之間的和戰分歧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分歧源遠流長，複雜紛紜，其內容，大體分兩類：一為政見之爭，一為權力、地位之爭。抗戰爆發後，二人的分歧除權力、地位之爭外，主要集中於對日本的和戰態度上。

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即反對抗戰，認為抗戰必敗。廬山談話會上，他將神聖的抗戰說得愁雲慘淡，調子極為灰暗。他說：“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廬山談話會後，汪精衛與周佛海等暗中成立“低調俱樂部”，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為唱“高調”。自1937年8月起，汪精衛即連續致函蔣介石，主張對日和談。8月4日函稱：“如認談判所開（條件）尚可接受，則負起和之責任。”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7。〔臺北〕“國史館”藏。8月23日函稱：“當悉力抗戰之時，不惟不宜塞斷（對日）外交途徑，且當力謀外交途徑之開啟。”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3。9月3日，日本外相廣田宏毅發表談話，聲稱希望英、美、法等國出面勸說中國，按照1932年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撤兵於該協定“所定範圍之外”，“如是則滬戰可止”，國民黨*禁止國內報刊釋出這一訊息。汪精衛於9月5日致函蔣介石，要求*開禁，斟酌發表，並由外交部發錶針對性的談話。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40100…00008…014。8日，汪精衛再次致函蔣介石，要求蔣本人或命外交部邀請英、法、美使節，徵詢意見，說明中國立場與界線，使之相機行事。蔣中正總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