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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一位經過選舉而產生的領導人，不過我們的選舉制度不同，”*反駁說。“每個國家都應該擁有自己的制度，因為我們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文化、歷史傳統不同，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關於中國為什麼是一黨執政時，*說，“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有反對黨呢？你們美國人總是試圖把美國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強加給全世界。這種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說，中國和美國在價值觀方面有很大差異。你們美國人總喜歡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判其他國家的政治狀況。我們的確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經濟管理經驗，但是必須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這就是我們在過去20年中取得巨大進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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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動

1978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成為中國共產黨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間從階級鬥爭轉向了經濟發展。在經濟現代化的程序中，中國社會變得更加寬鬆和自由。政治領袖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如果他們無法理解自下而上參與的重要性，那麼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第一次行動也許會被打壓，我們也就不會聽說那個偏遠村莊裡18位農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動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動的正是當時的絕望與勇氣。事實證明，它有力地推進了人們經濟觀念的轉變，是這個極度落後、偏遠的小村莊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鍋飯”曾一度被看作是滿足人民需要的保證：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糧食，不管他所做的貢獻有多大。但是，“大鍋飯”並沒有使人們豐衣足食，反而變得吃不飽、穿不暖。由於生活條件實在太差，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飢餓的農民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放手一搏，爭取過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個晚上，這些一貧如洗的人們秘密聚在一起，蘸著紅印泥在協議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每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這一協議現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中。

這些農民決定實行大包乾，把公社土地分產到戶。這是一個革命性舉動，而且非常危險，因為在土改時期，許多擁有土地還不到6畝的人都被*、沒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為“地主”處死。小崗村的協議無疑違反了束縛了農民和農業生產多年的公社體制的規定。

但這一大膽的舉動得到了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的支援。後來，他們的成功引起了*的關注，最終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程序。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方向，決定“把當前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恢復了農民的責任田、推行市場經濟體系，並且肯定了消費。自下而上的行動和活力一旦釋放出來可以有力支援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總體目標的實施。

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體系的成熟

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複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如果中國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橫向*體系，那麼大量精力會被浪費在競選的爭鬥之上，大批候選人會提出無數個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而且，手握選舉權的中國人根本沒有*決策的經驗。在戈爾巴喬夫總統改革初期的蘇聯就是這種狀況。在中國，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混亂，這是珍視和諧與秩序的中國人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中國沒有以*改革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黨執政體制內進行了調整。透過傾聽自下而上的聲音並且保持高層的決策權，中國以令人震驚的和平方式完成了這次巨大轉變。

在過去30年中，4億中國人擺脫了貧窮，不再掙扎在生存的邊緣之上。中國的變化是逐步實現的，而且也經歷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項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改革出現在1984年：政府開始允許農民遷入城市。事實上，這項政策的出臺順應了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打工的現象。在這以前隨便遷居是不允許的。在過去10年中，億中國農民進城務工，其中三分之一為女性，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遷移。工廠、家政業、飯店、建築工地、廢品收購站都能夠看到他們的身影。你很難找到他們沒有涉足的領域。

這些進城務工人員一般都沒受過多少教育，但是對未來充滿信心，為了改變自己命運，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們也非常有創造力。他們在實踐中學習，有時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誇大自己的資歷。大部分中國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長遠，而且願意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