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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西方國家都認同這一觀點，個*利是這些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對於不同民族來說自由也有不同的含義。

中國人的思維受到兩個因素的重要影響：社會秩序與和諧。這兩個概念是儒家學說的中心思想，孔子認為只有秩序才能為人們帶來真正的自由。這類似於群體性運動，有了比賽規則的約束運動員們才可以自由比賽。同樣，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也為人們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動的環境。在中國人看來，秩序並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動的空間。

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人所理解的個人選擇的自由，由於其社會與法律環境的制約，導致了誰對誰錯的無休止的爭論。許多西方人確實認為正是爭論與不和諧帶來了突破、新思想和創新。但是這種爭論與不和諧不符合中國人的心理，特別是在執政這種嚴肅的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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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縱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個自由、*的社會時腦海中出現的是一個橫向結構，由無數個“個人”“平等地”選舉出自己的領導。大部分西方國家所採納的都是這一模式。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對自由和*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種來自於其他文化背景、擁有對世界和社會不同的理解。採納縱向*，而非橫向*，情況又會如何呢？

中國人相信人們生來就是密切聯絡的，所有個人都是集體的一份子。在傳統中國社會中，與他人和諧相處是處世的要領。個人責任遠不如與周圍人的關係重要。在這種環境下，政治運作不是依賴對立的政黨或者政客，而是透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過程實現意見的統一。

在這樣一個權力高度分散的社會中，領導層吸納自下而上的意見和需求制定一個整體的綱要。這些上下互動的積極性得到了鼓勵，並允許根據情況和環境的不同靈活變化，只要符合領導層所制定的總體目標即可。這樣便創造了一個縱向結構，新思想和經驗可以源源不斷地沿著這個縱向軸交流。中國正處於建立符合自己歷史與思維的*模式的初級階段。雖然這種縱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點（稍後我們會進行討論），但是它的主要優點就在於能夠使政治家們從為了選舉的思維中解放出來，以便制定長期的戰略計劃。

在西方人眼裡，執政的合法性在於是否透過選舉；而在中國人眼裡，執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於政績。由於這樣的規則，中國政府的政績是非常出色的。

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但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理念與方式在過去30年中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轉變為吸納民眾自下而上參與的執政黨。在這個縱向*社會中，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進行參政議政，政府決策和執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說的那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執行。”

用中國人自己的價值觀與思維分析中國

幾千年以來，中國一直處於自上而下的封建專制統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壓抑，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人民的政治地位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在思想解放的推動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自下而上的聲音也日益響亮。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都仍然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質疑，至少是以溫和方式的質疑是允許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如果沒有強有力的領導把這個多民族發展中國家的12億人口團結在現代化事業之下，那麼“整個國家早就變成一團散沙了。”人們可以就做一粒散沙還是集體中的一份子哪個更好進行爭論，但是無可置疑的是，如果沒有*堅定的總體目標，中國經濟奇蹟的速度、進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實現。

無論“人民”的定義如何，它都是中國政治體系的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等。在與約翰一次私人長談中，江澤*席熟練地引用了林肯總統蓋茨堡演講中的結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這是約翰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體制中的作用，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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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民治，民享”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2000年9月，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邁克·*（Mike　Wallace）採訪時，*回答了這個問題。當時*詢問*對於*的理解：“為什麼美國人可以選舉自己的國家領導，但是你們卻顯然不願意讓中國人民選舉你們的國家領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