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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對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是毛澤東常愛說的一句成語。到一九四二年底，陝甘寧邊區人民經過艱苦奮鬥在經濟上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在這幾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澤東對經濟工作也積累起比較豐富的經驗。十二月，他為西北局高幹會提供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就是這些經驗的總結。

為了寫好這篇報告，毛澤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請李富春、南漢宸等協助收集整理了有關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方面的大量材料，並告訴他們：每個材料“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幹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應如何作法。”（48）

在報告中，毛澤東著重批評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指出：“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關於人民負擔問題，他批評了那種不顧戰爭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的錯誤觀點，寫道：“為了抗日和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人民很知道這種必要性。在公家極端困難時，要人民多負擔一點，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諒解。”同時，他還批評了另一種錯誤觀點，就是“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他說：“我們一方面取之於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並且使所得大於所失，才能支援長期的抗日戰爭”。他總結起來說：“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49）

毛澤東特別強調認真做好經濟工作在全域性中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針對某些人輕視經濟工作的態度，毛澤東還指出：“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臺的。因此，大批的幹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制訂經濟工作的計劃，配備經濟工作的幹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託於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50）

這篇報告同毛澤東後來起草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領導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工作的基本綱領。

兼任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賀龍在西北局高幹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

毛澤東“真正實際解決了邊區當前最重大的問題（假若沒有飯吃，一切工作都無從說起），他比我們負責領導財經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邊區情況（因為他有正確的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邊區的具體運用，是活的馬列主義經濟學（不是能讀《資本論》不懂邊幣的經濟學），他不是誇誇其談的提出一般的方針與任務，而是對於每個問題都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的確定今後能做應做的事，並詳細指出如何實現的辦法（開荒、移民、水利、紡織合作社、運鹽、調劑勞動力均有極生動模範的例子），他解決了摸索幾年的眾說紛紜的許多財經問題上的原則問題，實際問題。他明確地指出了邊區經濟與財政的大道，提高了全體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們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去爭取抗戰勝利。他不僅解決了邊區的經濟問題財政問題，並且給各個抗日根據地和全國都提供瞭解決問題輝煌的模範的例子。”（51）

賀龍的這段講話，恰當地說出了毛澤東領導邊區建設、戰勝嚴重經濟困難的重大歷史貢獻，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種嚴格尊重客觀實際、耐心傾聽各種不同意見、在實踐中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