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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5年1月28日。

（43）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5年2月5日。

（44）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5年2月18日。

（45）赫爾利致國務卿的報告，1945年2月18日，《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46）埃謝里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頁。

（4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頁。

二十九、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儘管時局仍舊籠罩著一片烏雲，但誰都看得出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到來已經為期不遠了。毛澤東一直堅信：“決定中國事情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①他在指導同國民黨談判的同時，密切注視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具體指導各敵後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準備奪取抗戰最後勝利。

這種準備是從一九四四年春天開始的。

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準備擔負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的重大責任，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必要準備：一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二是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毛澤東說：“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②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向哪裡發展？毛澤東早就確定了一項十分明確的原則：只能向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敵後地區發展，也就是從侵略者手中光復失去的國土，而不能向國民黨統治區域去發展。一九四四年，日軍實行“一號作戰”的計劃，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河南、湖南、廣西等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期待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機立斷，確定開闢河南、發展蘇浙皖、進軍湘鄂西。用毛澤東的話來概括，就是“蔣介石丟到哪裡，我們就到那裡。”③

人們可以從比較中得到一個突出的印象：一邊是正面戰場出現震動中外的豫湘桂大潰退，一邊是敵後戰場進入大規模的反攻作戰，一個是後退，一個是前進，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沿平漢鐵路向河南中西部發動進攻的第五天，毛澤東立刻命令八路軍襲擊它的後背，“乘機開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將來可能時，開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軍冀魯豫軍區派一部兵力南下豫東；太嶽軍區派兩個團過黃河挺進豫西；新四軍第五師組織七個連沿平漢鐵路北上河南；新四軍第四師派部西進豫皖蘇地區。各部隊相互配合，經過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迅速開啟局面，收復了原被日軍侵佔的大片土地，將華北、華中兩大解放區連結在一起。

對蘇浙皖地區的發展，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是為了配合將來美軍的登陸作戰，準備奪取杭州、上海、蘇州、南京一帶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澤東、劉少奇、陳毅向華中局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使上海、杭州兩城及滬杭路完全處在“我們游擊戰爭緊緊包圍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揮下，新四軍南下部隊分兩路渡江，開始了發展東南的任務。為了加強這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劉少奇要求新四軍軍部考慮建立蘇浙軍區，以粟裕為司令員、譚震林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蘇南和浙東的軍事活動。一九四五年一月，蘇浙軍區成立。

派八路軍一部南下進軍湘粵贛，是毛澤東這時的一項大膽戰略決策。這是日軍沿粵漢鐵路南下時奪佔的土地。毛澤東的考慮是：太平洋戰爭後期，如果日軍向山東等沿海地區退卻集結，這支部隊便可以轉入反攻，收復更多失地。戰後，萬一蔣介石發動內戰，它也能牽制南方一翼，掩護各解放區自衛作戰。⑥這個行動的特點是遠離根據地，完全獨立地作戰，因此，中共中央對這一行動格外慎重，經過了多次討論，反覆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最後商定南征的區域和組織機構。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資水之間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由王震、王首道、賀炳炎、廖漢生、王恩茂等八人組成軍政委員會，以王首道為書記。南征部隊命名為八路軍第一遊擊支隊（通稱南下支隊），王震為司令員，王首道為政治委員。

毛澤東十分關心這支部隊的南下行動。他在中央黨校大禮堂向準備去前線的幹部作報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