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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毛澤東也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論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關於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毛澤東寫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現在，“我們已經能夠正確地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地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地處理黨的建設問題”。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十八年來的鬥爭歷程作出的重要總結。

毛澤東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章，令人難以置信地，都是在極其簡陋的環境中寫出來。他住在延安楊家嶺的兩間窯洞裡，裡間是寢室，有一張木床、一個小木方凳、一個木箱；外間是辦公室，有一箇舊書架、一張作為辦公桌的舊方桌，還有一些小方凳。他習慣於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時才睡，上午十時又起來繼續工作了。當時擔任他的保衛參謀的蔣澤民回憶道：

“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區沒有電，夜晚毛澤東寫文章時點兩根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而又跳動，很影響視力，容易使眼睛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雙眼，再繼續寫，一夜之後，他的臉上沾了一層煙塵。”“毛澤東寫文章用的是毛筆。寫前打好腹稿，然後揮筆而就，疾書成文。他寫東西時，桌子上一般不放書籍和報紙，不參照別人的東西。”“他埋頭書寫很長一段時間後，往往要停下筆休息幾分鐘，或者點燃一支菸吸，或者站起來，到門外的空場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靜的，面帶微笑，和我們或公務員嘮幾句嗑，那麼，他已經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澤東寫好文章，有的進行反覆修改後，讓我們送給中央首長傳閱，有關軍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給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給王稼祥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經過反覆討論後，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作出這樣巨大的理論創造？一方面因為他始終立足於無限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實踐中，他認識上的每一步深化，都來源於對客觀實際生活中種種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細心觀察和深入思考，來源於反覆地同瞭解實際情況的人交換意見，集思廣益，從來不作那種脫離實際的個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於他勤奮地刻苦地鑽研馬克思主義著作。他的辦法是：“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瞭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他曾對曾志說：“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⑩

毛澤東一向認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單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策略。他說：只有“把理論與實際政策說清楚”⑾，問題的解決才算完整。當然，那時更多地吸引著毛澤東注意力的，還是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實際政策問題，而不是未來新中國方方面面的具體政策，但這兩者之間又有著許多一脈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變的前夜，形勢十分嚴峻，毛澤東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點也沒有放鬆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策略上的新經驗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瞭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蘇維埃末期犯了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與實際聯絡起來。他提出應當組織一個委員會，對黨的各項政策問題進行總結，有的還要制訂出條例來⑿。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總結這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關於時局與政策的黨內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政策》）。指示明確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指示批評了土地革命時期出現過的一些“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出：“現在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