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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毛澤東的病已逐步好轉了，工作也逐漸恢復。

毛澤東病情好轉得比較快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闊別二十年的長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時，楊開慧帶著三個孩子返回湖南長沙故里。一九三○年楊開慧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黨組織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龍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蘇聯學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學畢業的毛岸英，隨阿洛夫醫生等到達延安。毛澤東十分高興，抱病到機場去迎接，父子的久別重逢，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安慰和溫馨，也使他的病體能較快好轉。

毛岸英在蘇聯生活了近十年，對中國的情況所知極少，甚至連中國話也幾乎忘卻了。毛澤東為了讓毛岸英多瞭解些中國的社會情況，尤其是中國的農村情況，當他自己病情稍有好轉後，就在一九四六年二月間春耕快要到來的時候，把毛岸英送到陝北農村，接受勞動鍛鍊，學習農業生產知識，熟悉農村情況。毛岸英走的時候，毛澤東囑咐他：你在蘇聯大學畢業了，但學到的只是書本上的知織，只是知識的一半，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一個大學，去學另一半知識。這個大學中國過去沒有，外國也沒有，它就叫“勞動大學”。毛澤東還告訴毛岸英：你要老老實實地鍛鍊，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調查研究工作，透過實際的調查，瞭解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情況，學習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在病休期間，毛澤東十分關心其他中央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他一再叮囑阿洛夫等為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作了全面的身體檢查。當他了解到任弼時血壓過高、血管硬化的情況後，十分擔憂，幾次催促他趕緊治療。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毛澤東依據國共雙方達成的《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名義，釋出了停戰通告：

“中國共產黨各級委員會，中國解放區各部隊首長，各級政府同志們：

“本黨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及宣告，業已成立協議，並於本日公佈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縱政府，共產黨各級委員會，均需嚴格遵行，不得有誤。”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我全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為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⑧

在國共雙方公佈《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並各自發布《停戰通告》的同時，由國共兩黨和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開幕。會議經過二十天的激烈爭論。先後透過了有關軍事問題、憲草問題、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問題以及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重要協議，在一月三十一日閉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張治中、周恩來、馬歇爾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達成了《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國共停戰了，政協各項決議透過了，人們無不額手相慶，期望著中國從此可以走上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康莊大道。

同全國人民一樣，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中國從此能實現和平，在和平的環境中建設新國家。從這個良好的願望出發，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政協閉幕後的第一天，發出了《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黨內指示。這份指示，雖也提醒“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長期的”，要求全黨“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但它著重強調的是“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指示中說：“武裝鬥爭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改由政治方式來解決。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指示認為：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狹隘的關門主義”，因而要求全黨必須很好地克服那種不相信內戰會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實現，以及不相信蔣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現民主改革，並能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的“左”的傾向。⑨

正在病中的毛澤東，修改、審定了這份指示，還儘可能地參與了許多重要決策。

二月四日，中共在重慶的代表團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參加憲草審議委員會和參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