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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目標。所有這些檔案中規定的各項方針政策，都是為著實現這個目標。在全面內戰開始了將近一年半後，提出這個目標的時機已完全成熟了。大約三個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透過了蔣介石提出的《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所謂《戡平共匪總動員令》。三個月後，毛澤東正是選定十月十日這個被南京政府定為“國慶”的日子，由新華社向全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鄭重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立刻在舉國上下以至國際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完成這些檔案的起草審定後，毛澤東稍稍輕鬆一些。他把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主要委託給周恩來，又要任弼時多收集、瞭解、研究各解放區執行《土地法大綱》的情況和土地改革中的具體政策問題，他自己從十月十七日到十月三十日的兩週內，先後對佳縣城、譚家坪、南河塘村、白雲山等地進行調查研究。

他接見了出席佳縣縣委召開的區委書記、區長聯席會議的人員，並同縣委負責人深入進行交談，瞭解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情況。他參觀了峪口紙廠，調查了這個廠的生產情況和工人生活情況。重陽這一天，他還到白雲山看了廟會，向寺院人員瞭解生活情況，勉勵他們好好保護歷史文物和古蹟，還高興地看了群眾劇團演出的山西梆子戲《反徐州》。

經過他自己的調查研究，回來後又聽了任弼時有關各區土改情況的彙報，他敏銳地發現在順利發展的形勢下，黨內的“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認為如果不堅決克服正在抬頭的這種“左”的傾向，共產黨就會在一部分群眾中失去同情，而把自己孤立起來，也就不能順利地實現“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目標。

毛澤東請任弼時從檔案中找出一九三三年由毛澤東起草的兩個重要檔案《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發給全黨，以指導土改運動向正確的軌道前進。任弼時為頒發這兩個檔案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澤東審閱時加上一段重要的話：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蘇區，“凡在土地鬥爭尚未深入的地方，發生右傾觀點，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鬥爭；凡在土地鬥爭已經深入的地方，則發生左傾觀點，給許多中農甚至貧農胡亂帶（戴）上地主富農等項帽子，損害群眾利益。以上兩類錯誤切須糾正，而這兩個檔案則主要是為糾正左傾錯誤而發。目前當各解放區開展與深入土地鬥爭之時，土地會議之召集，土地法大綱之頒佈，給了右傾觀點以嚴重打擊，這是完全必要的。但隨著鬥爭之深入，左傾現象勢將發生。此項檔案發至各地，決不應成為妨礙群眾鬥爭之藉口，而應在放手發動農民群眾徹底平分土地的堅決鬥爭中，適當地糾正業已發生與業已妨礙群眾利益的過左行動，以利團結僱農貧農，堅決保護中農（這是確定不移的政策），正確地執行土地法大綱，消滅封建半封建制度。”

冬天快要到了。考慮到陝北還沒有完全勝利，中共中央決定仍不過黃河，留在陝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們遷到米脂縣的楊家溝。這裡的居住環境比以往轉戰陝北時有明顯的改善。在陝北，米脂縣是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楊家溝是在縣城東四十里外的一個較大的山村。全村二百七十多戶人家中有七十二戶地主。這裡不通大道，偏僻安靜，容易保密，窯房又多，便於長時間居住和召開較大的會議。毛澤東住的是三間相通的窯洞，和周恩來在同一個院子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這次參加會議的人比較多，除周恩來、任弼時外，還有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張宗遜、習仲勳、馬明方、葉劍英、張德生、甘泗淇、王維舟、李井泉、王明、謝覺哉、李維漢、趙林、李濤等。這是一箇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期間舉行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它是在十二月召開的，人們習慣地把它稱為“十二月會議”。

這個會議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充分。周恩來、任弼時廣泛收集了情況，準備了資料，分別對軍事形勢、土改情況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澤東用很大精力起草作為會議主題報告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會議開始前，從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先用十八天時間開預備會議，與會者分成政治、軍事、土改三個小組對有關問題交換意見。正式會議開始前，毛澤東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發給大家討論。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一個綱領性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