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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局面。“而這種陰謀，是蔣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為了對付國民黨內反動派的陰謀挑釁，“除開審慎應付東北問題外，華北、華中各地應即提起警覺，密切注意頑方動態，並在軍事上作必要準備，加強整訓，加強偵察，嚴防反動派突然襲擊。如果反動派發動進攻時，必須能夠在運動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除東北、熱河外，各地第一期復員整軍，不論時局變化如何，都應力爭完成，以利於作長期打算。“減租、生產兩件大事，一切地方須抓緊推動”，“務必在今年內獲得空前巨大成績，造成解放區不可動搖的群眾基礎與物質基礎，不怕任何反動派的破壞。”⒁後一個指示指出：我們必須堅持和強調政協決議每一條每一句均須實現，反對修改。“在堅持實現政協決議、憲草原則，反對修改的鬥爭中，我們不要害怕破裂。事實上我們愈堅持不許修改，國方就愈不敢破壞。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準備不怕分裂，不怕打內戰，然後才能壓倒反對派的破壞，並可能免於分裂。”指示再一次強調：“我們反對分裂，反對內戰，但我們不怕分裂，不怕內戰，我們在精神上必須有這種準備，才能使我們在一切問題上立於主動地位。”⒂

三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國民黨修改政協決議和憲法草案原則致周恩來的電報上，加寫了一段話：“最近時期一切事實證明，蔣介石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方針一時不會改變。只有經過嚴重鬥爭，使其知難而退，才有作某些較有利於民主的妥協之可能。”第二天他又致電周恩來，指出：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很壞，我們應展開批評攻勢，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黨國府名單及國大代表名單暫勿提出”。

基於這些認識，從三月中旬開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逐步加強對蔣介石集團的批評和揭露，加強各項應變準備。

怎樣看待這一段歷史呢？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次中央會議上，劉少奇說過一段話：在一、二月份，是糊塗了一下。現在證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但和雖不可能，談判仍是必要的，因為人民要和平。⒃毛澤東也說：在七大時，我們估計在日本投降後如果不克服蔣介石和中國的斯科比事件，中國的內戰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間似乎變了。後來還是證明七大估計是正確的。談判是有成績的，教育了人民，黨內也是一個教育的過程。毛澤東還舉例說：“復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減少了民兵。”⒄

總的說來，中國共產黨也好，毛澤東也好，雖曾一度對時局和平發展的估計偏於樂觀，但並沒有完全陷入對和平的幻想中，更沒有因此而放棄人民手裡的武裝力量。到這年三月以後，隨著蔣介石破壞政協決議的行動暴露得越來越明顯，中共中央很快就總結了經驗教訓，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點轉到準備應付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上來，對複雜的事物有這樣一個認識過程，是不奇怪的。

隨著蔣介石全面內戰步伐的加緊，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後，國內的軍事形勢出現了“關內小打，關外大打”的局面。

關外，就是指東北地區。這個地區東、北、西三面同朝鮮、蘇聯、蒙古接壤；南面，陸上同華北地區銜接，海上隔渤海同山東半島相望，人口三千餘萬，資源豐富，重工業比較發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關內，東北人民從此陷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統治之下。東北軍一批愛國將領，在民眾支援下，自發地組織東北義勇軍奮起抗擊。中共滿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義勇軍中參加抗日，一面組織東北人民武裝起來開展游擊戰爭。一九三六年，東北各地抗日武裝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成東北抗日聯軍。後來，在日軍重兵“討伐”，“清剿”下，抗日聯軍一部分部認撤退到中蘇邊境地區活動，小部分仍在日本佔領區內進行隱蔽鬥爭。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對日宣戰後，抗日聯軍配合蘇聯紅軍作戰，八路軍在冀熱遼邊和山東的武裝也迅速深入遼南。

毛澤東一向十分重視東北。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期間，他曾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中共中央並沒有更多地派遣部隊進入東北。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後，根據延安總部的命令，冀熱遼軍區司令李運昌就近組織部隊挺進遼寧，配合蘇聯紅軍作戰。中共中央還決定以晉綏軍區政治委員林楓率千餘幹部先行進入東北，抓緊時機開展工作；命令原屬東北軍的山東軍區萬毅支隊等向熱河急進，待查明情況後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