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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第七十四師，擊斃中將師長張靈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東戰場上取得的改變戰局的巨大勝利，表明解放軍的戰鬥能力已得到明顯提高，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混亂。

在精心組織指揮華東人民解放軍不斷殲敵的同時，毛澤東還籌劃了在其他戰場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的戰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即將結束戰略防禦而轉入戰略進攻之際，毛澤東在為新華社起草的《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社論中寫道：

“蔣介石的軍隊，無論在哪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共計十一個月中，僅就其正規軍來說，即已被殲滅約九十個旅。不但去年佔長春、佔承德、佔張家口、佔菏澤、佔淮陰、佔安東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沒有了，就是今年佔臨沂、佔延安時候的那種神氣，現在也沒有了。蔣介石、陳誠曾經錯誤地估計了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和人民解放軍的作戰方法，以為退卻就是膽怯，放棄若於城市就是失敗，要想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關內問題，然後再解決東北問題。但在十個月之後，蔣介石全部進犯軍已經深入絕境，被解放區人民和人民解放軍所重重包圍，想要逃脫，已很困難。”⑤

這時，為了擺脫戰線日益延長而兵力日益不足這種被動的困境，蔣介石已縮小進攻的正面，在東北、晉察冀、晉冀魯豫戰場上改取守勢，而抽調兵力加強到山東和陝北兩個戰場上去，力圖先控制這兩個地區，再集中兵力解決華北和東北。當山東戰場的戰鬥正在激烈地進行的同時，蔣介石發了狠心，嚴厲要求部屬一定要對“匪軍老巢”延安實行“犁庭掃穴，切實佔領”。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譽為“革命聖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寶塔山，吸引著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而成為蔣介石集團的眼中釘。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蔣介石將握有重兵、長期坐鎮西北、圍困著陝甘寧邊區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確定了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基本設想。二十八日，他又飛到西安，召集西安軍政負責人開會，研究確定進攻延安的具體部署。三月十一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旅以上軍官參加的作戰會議，傳達西安會議的決定，確定在洛川組織前進指揮所，統一指揮西安綏靖公署（由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改稱）所屬各部的進攻行動。

國民黨軍隊用來進攻陝甘寧邊區的總兵力共三十四個旅二十五萬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轄的十五個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進，擔任主要突擊；並以五個旅維持後方兼充戰略預備隊；以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等部自甘肅、寧夏向東南，以鄧寶珊部自榆林向南，擔任輔助突擊。企圖一舉攻佔延安，摧毀中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再在華北同人民解放軍進行決戰。

當時，在陝北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只有正規軍一個縱隊（轄兩個旅），還有兩個旅，加上三個兼警備區（軍分割槽）的地方旅，全部兵力約三萬人，同進攻的國民黨軍相比，兵力上裝備上都居絕對劣勢。形勢十分嚴峻。

在得到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進攻的情報後，毛澤東召開了幾次中央會議，對局勢作了分析：蔣介石這次進攻，絲毫不是表示國民黨統治的強有力，而是顯示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經濟都已處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中。為了抽調兵力組織這次進攻，胡宗南在右翼的山西地區只留置四個旅，協同閻錫山進行防禦，在後方的隴海鐵路以及從西安到蘭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虛，完全是“孤注一擲”，“帶著慌亂精神”。毛澤東正確地作出判斷：蔣介石組織這次進攻的軍事企圖是“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並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後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根據以上分析，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定下了“必須用堅決戰鬥精神保衛和發展陝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的決心，並據此確定：急調晉綏軍區第二縱隊王震部（兩個旅約萬人）自呂梁地區西渡黃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軍序列；西北人民解放軍必須從長期戰爭著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當前，應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區周旋，陷敵於十分疲憊、十分缺糧的困境，然後乘機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殲擊，以達到鉗制並逐步削弱胡部，從戰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區作戰，最終奪取西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目的；駐延安的黨政機關及群眾立即緊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國民黨軍隊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已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毛澤東派彭德懷到南線視察部隊的戰備情況，並傳達中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