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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從各方面全力支援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透過多種方式,向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介紹井岡山斗爭這個在當時最完整、最成熟的經驗。從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政治通訊》等刊物上經常登載有井岡山斗爭內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道:“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這樣做,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的影響,幫助許多紅軍和根據地領導人開闊了眼界,加快了全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的程序,推動了各地革命形勢的發展。
這時,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建立的紅五軍主力第一、三縱隊七百多人向井岡山進發。毛澤東、朱德派何長工率軍部特務營和獨立營前往蓮花縣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寧岡新城舉行慶祝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創造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從而在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來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第一,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覆“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第二,井岡山位於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缺乏足夠的迴旋餘地。這兩個弱點,在初期並不明顯,隨著紅軍力量的不斷擴大便逐漸暴露出來。當時在第二十八團當連長的粟裕評論道:“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後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21)
井岡山斗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震驚了江西、湖南兩省國民黨當局,也使國民黨中央政府逐漸感到它已成為心腹之患。陳毅在第二年九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反動政府方面,以為八月失敗朱毛部隊業已消滅,至少是不能為大患,不期捲土重來又復如前,使他們大吃一驚,又因蔣桂戰爭在未發動前肅清朱毛、打破井岡成為湘贛兩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會剿的進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由湘贛兩省集中了六個旅約三萬兵力,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岡山發動進攻。國民黨方面集中這樣巨大的兵力向井岡山進攻,在以前還從來不曾有過。
面對著如此嚴峻的局勢,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澤東在寧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傳達和討論中共六大決議,並著重研究如何粉碎國民黨軍隊這次“會剿”的部署。當時井岡山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陳毅第二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崇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遊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柏路會議經過討論,決定採取“攻勢的防禦”方針:由紅五軍改編的紅四軍第三十團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及軍直屬隊出擊贛南,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由於井岡山地勢險要,工事堅固,“八月失敗”時只留少數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計紅四軍主力下山後,將會吸引開相當數量的進攻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所以,會上把這種做法稱作“圍魏救趙”。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人從井岡山茨坪等處出發,經遂川,向贛南進軍。沿途張貼毛澤東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宣佈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宣傳黨的各項基本政策:“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闆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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