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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局全體會議。”（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51）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堅持九月二十六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52）把他五月三日覆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後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後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後透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53）

會後，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正當寧都會議期間，臨時中央常委會在十月六日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裡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鬥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鬥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54）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這個指示電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回後方。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十月二十六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寧都再次召開中央局會議時，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但博古作的結論中重申那次會議是正確的，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寧都會議，說撤掉軍職“是缺席裁判，並且不通知”，這完全是一種“高慢的宗派主義”。（56）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後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毛澤東在十月中旬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暲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一棟兩層的花園小樓房裡。他一到醫院，就去探視在這裡分娩的妻子賀子珍。在休養所裡，還住著正在養病的周以慄、陳正人，他們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打擊。三個人幾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談。毛澤東毫不隱諱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據賀子珍回憶，毛澤東當時說：

“教條主義真害死人！他們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工人、農民，卻要指手劃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麼會革命？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