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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革命前所預期的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不僅沒有到來，相反，在很短的時間裡，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勳又演出復辟鬧劇，各路軍閥的割據混戰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嚴峻的現實不允許人們長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著新的出路。

毛澤東當時還是個正在求學的學生。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中，他為自己規定的讀書目的是什麼呢？

青年人求學，大多喜歡談立志，諸如將來要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澤東認為，離開真理來談立志，只是對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簡單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尋找真理，然後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給好朋友蕭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為人之學”、“為國人之學”、“為世界人之學”。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說：“齏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於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

看來，心繫社會，苦學礪志，是這位師範生當時最基本的自我設計。

在一師，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教倫理學的楊昌濟。楊昌濟，字華生，長沙板倉人。自幼飽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尤喜程朱之學。一九○三年留學日本，改名懷中，意思是身在異邦，心繫中土。六年學成後又赴英國修學三年，然後遊歷德國、瑞士。歸國後，數次辭謝做官而從學，以教書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職。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進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圍。

他在一師講修身課時，要求學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後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鼓勵他們要“奮鬥”，“有朝氣”，“有獨立心”，能“立定腳跟”，而辦事又要“精細”，“小不謹，大事敗矣”。對學問，他認為要“貫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總是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澤東很喜歡楊昌濟的課，還時常去他的家裡討論問題，假期裡有時也放棄回家的機會，到板倉楊宅請教。他自稱：“近年來有所寸進，於書本得者少，於質疑問難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澤東和同學們曾組織一個哲學小組，還請楊先生擔任指導。師生之間，相交甚深。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給友人的信中說：“弟觀楊先生之涵宏盛大，以為不可及。”這對青年毛澤東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難以磨滅的。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後以千百計，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對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看來，楊昌濟一開始便把這個學生看作“異材”的。

除楊昌濟外，毛澤東還常到徐特立、黎錦熙、方維夏等老師那裡去求學解疑。這在黎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記中有多處記載，所談內容有“讀書方法”，“在校研究科學之術”，也有“改造社會事”。

從四月到八月，毛澤東共去拜訪了黎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離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書特約編輯員。兩人仍書信不斷，相交介乎師友之間。黎很看重他，在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於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學校的課程中，毛澤東把重點放在修身、哲學、國文、歷史和地理等幾門上，對數學、圖畫不花很多精力。他給朋友的信中說：“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序，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於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於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②他每天總是在天色微明時就起身，晚上熄燈後還借外面一點微弱的燈光苦讀，從不肯浪費半點時間，而且持之以恆。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時代思想家的著作，從二十四史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從《昭明文選》到《韓昌黎全集》，從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到本省的縣誌，他都認真地研讀。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開列了七十七種古代經、史、子、集的著作，說“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包括人格修養和智慧，對青年毛澤東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很推崇徐特立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方法。所謂“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