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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中求變、求新，其內在依據是什麼呢？毛澤東當時特別重視兩個概念。一個是“差別”。他說：“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別比較而現”，如陰陽、上下、大小、彼此、好惡、美醜、是非、正反、明暗、勝負等等。“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進化者，差別陳迭之狀況也。”另一個概念是“抵抗”，即各種差別引起的壓力和反抗。毛澤東特別贊同泡爾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業和文明“無不起於抵抗決勝”的觀點，稱其“無抵抗則無動力”的論述，是“至真之理，至徹之言”。他熱情洋溢地寫道：“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他過去那種嚮往社會“大同”境界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覺得即使人們真的進入了“大同”社會，“亦必生出許多競爭抵抗之波瀾來，而不能安處於大同之境”。把“差別”、“抵抗”這兩個概念，和“動”、“變”及“成毀”聯絡起來，表明毛澤東當時的認識已接近矛盾構成事物並實現轉化的辯證法觀點，還多少同社會歷史發展有所聯絡。他後來關於矛盾普遍性的理論，大體也濫觴於此。

五四前期，毛澤東的思想中有一個最突出的根本點，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對萬千事物時，要從大處著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後，他也常強調要善於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而在當時，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圖）、“絕對精神”（黑格爾），總之是宇宙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則。朱熹就曾說萬事萬物皆源於“一本”，“大本不立，小規不正”。楊昌濟講課時，也特別強調，“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象，皆由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神思默會，洞曉此大原則，此所謂貫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給北京的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集中表述了對“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說成是“宇宙之真理”，認為它是支配著社會歷史發展的。拯救中國，也必須從尋求本原開始。他表示，目前和將來一段時間裡，自己“只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

這樣，毛澤東開出了自己的救國藥方：“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他大聲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這封信是瞭解早年毛澤東的思想的珍貴資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錦熙收到信後，在日記裡寫道：“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實到“人心”上面，就是應有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就是倫理道德的建設。在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把自己這時的主張概括為兩個，一個是“精神上之個人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

針對封建專制和束縛個性的三綱五常的舊道德，主張個人主義，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毛澤東寫道：“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始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他認為，人類的目的在實現自我。但他在個人主義前面加上“精神”兩個字，卻有他自己的特色。這種個人主義強調“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力求達到最高境界，使“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正鵠”不能只是“純然利己”，而是應該實現的理想和價值。例如，看到自己所愛的人有難，關鍵的時候，“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否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