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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這個建議。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時機而無法打破“圍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會議期間，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似無此必要”。博古等堅持原議。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還透過中共中央提議的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三月十五日，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一號訓令，提出“在繼續開展查田運動中，必須堅決反對拿‘算階級’來代替查階級，拿百分數的計算代替階級鬥爭”。提出：“必須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藉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的主要危險。”這些，顯然都是針對毛澤東的主張來說的。訓令還規定：“在暴動後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32）這就使查田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又進一步發展起來，擴大了打擊面，增加中央蘇區內的社會混亂。

與此同時，博古等繼續批“鄧、毛、謝、古”，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訊，他們心裡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33）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這時，他的親屬都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檔案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要追查他的“反黨活動”，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到紅軍大學學習。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到中央黨校接受批判。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裡來訴苦，說到傷心處，不禁淚下。靜靜地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34）

毛澤東後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35）

在這種逆境中，毛澤東抓緊時間，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

“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採取迂迴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蒐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特別是廣昌保衛戰的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已被攻破，整個局勢越來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廣昌前線去後，周恩來留在後方的瑞金，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後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他先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會昌縣文武壩，會見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毛澤東明確地向他們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粵軍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