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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以後，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勝利縣原來劃定的地主、富農有兩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間根據兩個檔案進行復查後，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和貧農。會昌縣烏徑區，由富農改劃為中農的有三十五家，改劃為貧農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劃為富農的有十八家。于都縣段屋區由地主、富農改劃為中農和貧農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他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採取“堡壘主義”和逐步推進的新戰術。他調集一百萬軍隊，自任總司令。先以五十萬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圍攻中央蘇區。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軍開始發動進攻，二十八日進佔黎川。

這時，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已發展到八萬多人，同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對比是一比六。儘管形勢嚴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幾來，還是要好一些。如果紅軍能夠採取正確的符合實際情況的戰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這次“圍剿”。

但中共臨時中央卻準備以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來打破這次“圍剿”。五月十二日，臨時中央決定增補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主席職務，實際上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控制軍事指揮權。六月十三日，臨時中央提出將中央紅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博古並不懂得軍事，完全依靠於九月底到達中央蘇區的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負責指揮作戰。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在黎川失守後又命令紅軍主力北上“禦敵於國門之外”，實行所謂“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

毛澤東這時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只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從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階段時起，就不同意“兩個拳頭打人”和以後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認為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加以殲滅。但博古、李德等卻急於恢復黎川，強令東方軍反擊。由於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佔著絕對優勢，並且包括了蔣介石許多裝備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隊，同他們硬拼顯然是十分不利的。紅軍主力在硝石、資溪橋和滸灣連續多次強攻失利，陷於被動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沒有從戰略決策上進行檢查，反而歸罪於戰場上的指揮員，說要找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他們追查蕭勁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責任，說他是退卻逃跑，主張處以極刑。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同羅明和蕭勁光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29）可見，這件事的矛頭其實也是對著毛澤東由於毛澤東、王稼祥等堅決反對，蕭勁光沒有被處極刑，但仍被判處五年監禁徒刑，並開除黨籍和軍籍。蕭勁光被關押後，毛澤東要賀子珍前往探視，並轉告蕭勁光說：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問題，“你應該撤退，做的對”。（30）蕭勁光被關了一個月後，調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

這時，出現過一個對紅軍打破“圍剿”很有利的機會：曾在上海奮起“一·二八”抗日作戰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了福建事變，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等口號。（31）在這以前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不得不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轉入福建，討伐十九路軍。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繼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中間派力量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又害怕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地區突進會造成中央蘇區的丟失，拒絕採納毛澤